在2011年9月07日的文章《新南北朝的曙光》中,谢选骏先生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的观点,他说: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另一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本人与谢先生曾经有过一次神交,那是在大学期间,本人以推崇的心态,利用11个通宵的时间,把1988年CCTV播出的造成万人空巷效果的电视片《河殇》的解说词翻译成为英语,而谢先生就是《河殇》的三位撰稿人之一。
据说,谢选骏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和文化比较,但是其著作比如《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之源》、《中国神话》、《向东方》、《零点哲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和《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等,遗憾的是,本人均没有得到机会与闲暇时间去拜读。
虽然在大学期间也向往过“蓝色文明”对“黄色文明”的“解放”与“统治”,但在成熟之后,本人有一点却是与谢先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我们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谢先生的“第二次南北朝”观点很独特,这让我感觉,中国必将出现类似于隋文帝、唐太宗那样的人物,比如收复蒙古,恢复到中华民国时期的版图,更可以收复琉球群岛,抵御日本的侵扰,当然,那需要两党都有大局观。
这个大局观必须着眼于新民族主义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一个真正拥有国家主权的力量,而不是在国际化的旗号之下的新殖民化的迷茫与出卖自我的利益。
比如蒋介石的“以党领军,以党治国”,被新中国的政治发扬光大,作为中国的领导者,更是在宪法上把每个公民赋予拥有整个国家的权利。
每个人都想当家作主,每个人都被宪法赋予当家作主的权利,但那权利更多的是在纸面上,在口头上的。我们看到更多的现象是:人民“被代表”,民意遭践踏,百姓的生活无依无靠,政府成为新殖民者的傀儡,真正的民主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可以见到但无法感受。
假如这种局面延续下去,就会让中国成为主人缺位的国家。如此,那么中国要想发展将遥遥无期。
君主立宪,党派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对中国是否适用?
其实谁在台上,谁在管理这个国家的问题,老百姓并不是很关心,百姓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是否稳定,是否能安居乐业,所作所为是否能上对得起祖先,是否对下不愧于子孙。
真正对此斤斤计较的是那些有政治图谋的人。是他们在不停地进行党派之争,进行统治地位之争,进行话语权之争,进行形象之争。
但人的政治图谋往往会被外人利用,比如国共都倾向于借助外界的力量把政治对立面打垮,国民党借助美国,孙中山、袁世凯、汪精卫借助日本。
最终共产党借助苏俄,以马列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为武器,将无产者的力量团结到一起,但是当无产者转变成为有产者,就会朝资产者转变。
而资产者与当权者结合,所伤害的依然是绝大部分底层民众的利益,这个势头是没有人可以扭转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在物质上贪婪,而贪婪地追求物质享受,在精神上就会欠缺自我约束的力量,由此导致利欲熏心、道德败坏也是必然的。
这刚好又透视出一个本质:在信仰与国本缺失之下,文化与传统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的政治首要核心的是找到真正的国本,真正的国本是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也不被任何党派操纵成为傀儡的。
在英国有君主,在俄罗斯有国家杜马,在美国有国会,这些都是国之根本,这些核心都是由不同党派构成的。在中国古代的帝王同样被当成国本,但假如“以党领军,以党治国”,除了以党天下取代家天下之外,与君主统治下的帝国相比,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改变。
在万历朝代,国本的问题悬了20多年,最终才由于郑贵妃“聪明反被聪明误”,并最终尘埃落定,朱常洛成为泰昌帝,由于泰昌帝仅仅在位不足满月,就被红丸案断送了性命,而郑贵妃自己连个皇(太)后的名分都没有得到。
康熙立储君,也是经过40多年的犹豫以及难以取舍,并最终看在孙子弘历的面子上把帝位传给了四子胤禛,并使胤禛成为勤勉的雍正皇帝。
在国本悬而未决的时候,每个人都六神无主。所以才会有派系之争,那在军阀割据的层面表现为战乱,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党争,站在谁的立场,支持谁,往往会成为针锋相对的博弈对手,如此才会有一轮一轮的政治迫害与权利争夺。
国本之争要从当代恢复到君主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就需要建立新的信仰,比如学术应该有学术的信仰、商业有商业的信仰,政治有政治的信仰,军事有军事的信仰。
什么是信仰?信仰其实也就是在一个人、一群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原则。中国人也曾经有笃定的信仰,比如忠孝,比如仁义礼智信,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原则不是用来打破的,而是用来维护的;不是用来放弃的,而是用来坚守的。
其实原则与信仰未必是成体系的,更多的是在自己的行为细节中体现出来的,比如佛教的戒条,基督教的清规戒律,军队的军规,国家的法度等等。
中国人信仰的戒条是什么?
中国人的信仰应该是从传统中来,从先秦诸子甚至从尧舜时代的道德行为规范中来,而不是任何国际势力强加过来的。
还是摒弃党派之争,多为国本考虑吧。
中国究竟是谁的?不应该是谁在执政就是谁的,也不是在执政的人,在口头上与文件上说是谁的就是谁的,而是需要真正的名至实归的归属。
就是说从哪些人手中收税,收多少,用在何处?如何监督如何执行,谁来决定奖励与处罚?对内的实惠与对外的形象,在哪些方面需要投入的多一些,到底谁说的话更有份量,这些都需要有清晰的原则。
只有真正树立起国本,才能将国共两党的力量协调到一起,那股力量必将在中国历史上奠定重要地位。
贾春宝
2011年11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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