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2005）前，本人参加某会议，某省一人大中层干部某某某（以下简称“某”）与我相熟，会下聊起1983年严打中的几件事。我一直将它放在“百宝箱”中从未示人。今天想想离开1983年严打已经28年了，抗战才八年，保密法规定的保密期限也才20年，今当可以评价了。而且，时下打黑实为严打之延续，各地形形色色的打黑正在开展，总结一下严打的利弊得失，使它走上法治转道实属必须。内容是事后回忆，略去了诸如死刑数量这样“敏感”的内容。

　　（1）此人不杀还杀我呢？

　　某日，政法委员会讨论案件，某为记录。书记迟到了，他进得屋来，把军大衣向后一甩，后面的人马上毕恭毕敬地接住。就听书记问道：在讨论什么案子？一位前来汇报案情的审判员答道：父亲强奸女儿。没等汇报者说完，书记就说：“杀，这人不杀还杀我呢！”（意思为，这个人不杀掉难道还杀我吗？）其实案情是这样的：据犯罪嫌疑人自首称，十多年前与女儿发生过性关系，现在女儿早已结婚生了几个孩子，在严打中因害怕而自首。既然书记已经说杀，没人敢说不，人就这样杀了。我听后认为此案不仅涉及罪大罪小的问题，还可能涉及有罪无罪的问题：女儿是否成年？是乱伦还是强奸？从事发时女儿已经生了几个孩子的情况看，很有可能已经成年，乱伦的可能性极大，是道德问题。

　　（2）回头看

　　在严打中，各省比赛杀人，因为杀人多表明与上面一致，觉悟高。结果将看守所里该判7—8年以上的人都杀了，还是觉得不够，但是又不能把看守所里的人都杀了，怎么办？于是就来一个“回头看”——将数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疏理，将所谓重罪的都杀了。结果是，1983年9—12月份杀的人比1949年以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杀掉的人还要多，1984年比1983年杀的人又要多得多。具体数字只好略去了。我认为单单从“一事不得再理”的法治原则来看，死于“回头看”的均属冤魂。

　　（3）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

　　1983年严打时，某刚进法院不久。一次在一个50平米左右的房子里开会，他问刑庭庭长，（本庭）今年杀了多少人，庭长环视会议室说：反正这个房子里站不下。某又问道，杀这么多人难道没有冤死的吗？庭长轻松答道：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某心里嘀咕：难道你就不怕冤魂缠身？看来那个庭长的司法良知、包括人的良知已经丧失，杀人杀到麻木，不分冤与不冤，当不当杀。某接着说，这个庭长后来死于“一个字病”。

　　（4）（丁？）木匠冤死案

　　故事主人公的名字事后“回录”时略去，免得太具体了惹麻烦，六年后已经忘记，好像记得姓丁，只好对冤死者不恭了。严打时常州发生一起杀人案，将犯罪嫌疑人某某抓来，将他放在四个嫌疑人中让一个老太辩认，老太指证某某，某某不承认，遭严刑逼供。某某知道在此风头上自诬必死无疑，因此死也不承认，结果被打得不成样子。办案人员逼不出，也累了，就对嫌疑人说：有人指证还不承认，真是顽固。这样，我们叫警犬来扑，如果扑到您怎么办？嫌疑人因确实没有杀人，底气十足，满口同意，扑到就认罪。于是警察将四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牵来警犬，警犬上来毫不犹豫地扑向某某。某某一下懵了，心想，看来老天要我死，不承认还得挨打，只得承认杀人。后来，真凶在上海因他案落网，坦白在常州杀过一个人。经调查，与前案相符，某某始得昭雪。警犬为什么出错？原来杀人犯偷过一个木工的车子，并将车子丢在了杀人现场，警察将这辆车子的坐垫作为比对物。结果这个坐垫上有明显的木工的气味——因为某某恰好是车子的主人，那个丢了车子的木工，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结果相关人员受到行政追究。真相清楚时经办此案的刑庭庭长已经到省里工件，这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老革命，他在各种压力下自缢身亡。也算是一命抵一命。悲夫！此制度之罪也！即使该死，也是刑讯逼供的公安。设如法律规定警察必须出庭接受质证（是否有刑讯逼供），设如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不得采纳，就不会有此悲剧。再设如当年逼死人的公安受刑，也不会有今天层出不穷的“嫌疑人死法创新”。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权人、包括被仇恨迷了心窍的人，还是将刑讯逼供的警察当作“好心办错事”的人，没有把他们当作罪犯，严重的罪犯、甚至杀人犯。当然，就本案而言，法官也有他的责任，在证据链的判断上存在疏漏：警犬扑某某只能证明他与车子存在逻辑关联，并不能证明他是杀人犯，中间缺少一个逻辑链条：车子与杀人犯之间的关联。当然，祸首还是警察，他使用的比对物不当，他利用了嫌疑人“快速脱罪”的心理，使用错误的比对物制造冤案。

　　呜呼！司法非法，何来法治？法治不存，人命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