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里看中国发展出版社的“凤凰周刊文丛”之《中国意见书：百名著名学者国是论衡》，最后的一篇是严飞先生的这篇文章。在网络上搜寻，看到的是这个版本。严先生在文中总结的“王韬模式”颇有意思——许多客居异乡的人，往往将居住地看做文化的“他者”，无论这居住地是还是不好。作为漂泊异乡的人，于这一观点深有同感。或许，在文化意义上说，离开国家和离开家乡是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为深层次文化的心理和情感部分。不过，所谓“香港图景”的问题，倒未必是这些学者不关注香港的原因

　　2007年11月，诗人北岛结束了自己海外长期的漂泊生活，选择回归华语世界，来到香港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担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在该系主页上的教师名录一栏里，“赵振开教授”五个字安安静静地排列其间，和他狂放不羁、激愤昂扬的诗歌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北岛的原名是如此的朴素不起眼，以至于如果不是对北岛有着深入的了解，很难有人会在第一眼激动地脱口而出——北岛竟然在香港，就在我们的身边。

　　类似于北岛这样落叶香港的大陆学者，我们所熟知的就有甘阳、丁学良、王绍光等人。和北岛依旧类似的是，我们对他们的熟知，也仅仅是建立在我们作为内地读者的成长背景和阅读体验基础之上：他们的言论文章常年受到内地媒体的刊载，那些经典的话语被反复咀嚼而成为流行的文化标签；他们的讲演报告更是风靡内地各大高校，每一次都会掀起众多青年人的热议和追捧。

　　    然而北岛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身处香港，却被香港所遗忘。跨过罗湖桥的这一头，他们的名字只存在于少数学界专业人士口中；而对于香港大众而言，他们的言说闻所未闻，乃至于这些人是谁，都会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里面就产生出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北岛们在大陆的听众远远甚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在香港，他们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去得心应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吗？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即便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是否也应该多出些责任，去用知识批判介入本土社会呢？

　　如果我们细心地找寻问题的源头，就可以发现居港大陆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一直都未有摆脱所谓的“王韬模式”：寄居香港，遥望神州，过客心态，何为归属。

　　王韬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物，因为给太平军上书献计而被清廷通辑，避难香港长达23年之久。羁旅香港，王韬不仅开风气之先的在香港办报立书，也以极大的耐心收集香港史料，并以《香港略论》、《香海羁踪》和《物外清游》三篇文章奠定了自己香港“南来文化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声名之外，王韬却慨然自述：“嗟我昔年仅能作近游，今乃放眼万里来番州。不因被谤亦不得至此，天之厄我乃非我之尤。”在王韬看来，香港这“蕞尔绝岛”只是自己万般无奈、无处可依之下的暂居之所，再加之饮食水土不调，吃饭“饭皆成颗，坚粒哽喉”，吃鱼“鱼尚留鳞，锐芒螫舌”，吃菜蔬“旋漉而入馔，生色刺眸”，又“岂有雅流在其间哉”？

　　王韬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或者因为远离战乱，或者因为逃避迫害而移居香港。他们在伤感和悲痛之下，逐渐构架成为香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香港虽然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为香港社会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身处的城市，却没有丝毫的归属感，大陆乡土毕竟才是他们的归宿。因此，在很多南来文化人的作品中，香港往往成为他们乡/国想像中的他者，用来返照那份思乡忆国的怀旧情怀——他们透过排斥香港这个南方边缘小岛，强化对北方中心家园的浪漫怀想，并坚定地认为只有中国大陆方为真正的根源命脉所在。

　　除了这种由历史累计起来的抽离心态之外，香港的社会图景也间接铸造了这些大陆南来知识分子的几许无奈。黄碧云曾对香港有过这样的描述：“这城市何等急速，连一滴泪流在脸上的时间也沒有。”用更通俗的话说，这里不是一个对学术、对文化、对知识分子有兴趣有包容的社会。香港社会的弊病已经被批评得太多，以至于奉行经济效益、追求社会指标这样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已经理所当然地被帖为香港人的标签。往好的方面说来，这是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拼搏基础，但是这也同时给整个社会的人文内涵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常说的香港是个文化沙漠，不是因为香港缺乏绿洲，而是香港人为了赚快钱，把树都砍光了。其结果，不仅导致像北岛这样的外来知识分子对参与香港的热情度降得非常低，就连香港本地文化人都要纷纷北上出走。梁文道就曾愤怒地提出，自己就快要成为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了。

　　香港迎来了北岛，这是香港的幸运；然而一个安静几无人知的北岛，却多少也是香港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