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国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作者：曹政钧
中国的经济繁荣是基本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否定他的成绩。但是，仅仅只有经济的繁荣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使中国走上辉煌之路。并且，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量的积累会导致质变。如果不能求解“中国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会导致按倒葫芦瓢又起的矛盾恶性循环。在此，我指出“中国问题”，目的在于通过一些典型问题和频发事件，寻找“中国问题”的根源，进而提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使中华民族走上全面振兴的辉煌之路。当然，在此我不可能列举所有的“中国问题”，也没有必要对每一事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具体的解说，我只是从宏观意义上提出问题、梳理思路、指出方法、点明关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可以了，至于更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我们将构建一个学习型团队展开学习和探讨。
我们说“中国问题”，不仅只是中国国内的社会问题，在国际上，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是经常性的产生纠纷。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说明中国外交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受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显得过于“另类”，很难与国际社会有共同语言，难以在价值观念上达成共识。而且，每出现一个涉外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就会出来宣泄情绪、干扰理智、迷雾视野。
“中国问题”更多指的是国内的问题。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物价飞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品卫生，使民生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教育腐败、体制腐败，不良党风、政风、社风像瘟疫一样在中国社会肆虐。社会上弥漫着愤怒，怀疑、怨恨、浮躁和不安的情绪，人们信仰空虚、混淆是非、唯利是图，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一方面督促政府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越来越不信任政府，对政府的怀疑指责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以至于群体性冲突不断加剧。2010年安徽马鞍山万人群体性冲突、山东潍坊拆迁冲突、江西九江拆迁冲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冲突等，都是数千上万人的闹事抗议。今年6•6发生在广东潮州古巷镇和6•10广州增城新塘镇群体事件，内蒙古锡林郭勒5•11与5•15抗议煤矿开采污染环境的命案，5•23、5•25全盟族众与学生抗议游行，接着又引发5•30呼和浩特20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抗议活动。2009年6月湖北石首7万人围攻政府火烧公安局。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骚乱，把政府砸了，把当地超市砸了，结果国庆节商店全部关门，野战部队开进去才恢复秩序，2008年3•12拉萨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
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昆明公交爆炸案、2008年北京爆炸案、石家庄“3·
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些事件视作偶发现象。正是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鸣冤叫屈的思潮，借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不断上升。据报道，我国现在有将近一亿精神异常的人群。发生在九江学院法学教授杀人焚尸灭迹事件，更是对法制的亵渎和人性的摧残。
在此，我不想去列举更多的“中国问题”，我只想提出这样的思考：如果我们把从中国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所有问题都称做“中国问题”，那么，“中国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是什么？如何求解“中国问题”？如何从根本上破解“中国问题”？
也许有人说是因为制度不完善导致了“中国问题”，需要从制度建设上破解这些难题。也许有人说是法律不完善、执法不严格导致了“中国问题”，需要从加强法制建设上破解“中国问题”。也许有人说，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需要从深化改革上破解“中国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不同程度的解释了问题的原因和破解方法，但没有从根本上破解中国难题，以至于用一种方法解决了一个难题又导致了一连串的新问题，新的问题甚至比旧问题更加严重和频繁。当方法变来变去、规章朝令夕改，整个运作机制就会产生混乱，社会运作体系也将面临崩溃。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是相互制衡的，当您打乱了事物的制约和制衡关系，那么，用解决一种问题的方法可能会导致一连串的新问题，致使问题产生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
每一个“中国问题”的产生，都无一例外的与当事人的思维方式有关，既然“中国问题”是中国人行为的结果，因此，破解“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就在于如何改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制度是人制订的，需要人来执行和遵守；方法是人想出来的，需要人们的认同和实施。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接受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人们就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由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追根溯源，中国问题的产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而求解中国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就是如何破解中国人的思维难题。
下面我简单列举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当然，这里说的中国人指的是中国人的某些群体特征，不能等同于每一个中国人。而且，我是站在“中国问题”的视角观察中国人的思维特征。这里我只谈中国人思维中的缺点，不谈优点，目的在于更好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我们谈“中国问题”，最突出的当然是中国的腐败问题。中国人对贪官和腐败恨之入骨，可同时又不顾一切的报考公务员，梦寐以求的想做官、做达官。很多中国人对垄断国企骂不绝口，可同时又削尖脑袋地想到国企就业。中国人对找关系走后门深恶痛绝，可一旦自己要办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关系走后门。这种贼喊捉贼的思维方式使腐败现象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顽疾，无论建立怎样完善的制度，面对这种社会顽疾也无能为力。
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和冷漠。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人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信仰，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绝大多数人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物质利益、物质享受，金钱和物质决定了一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服“有钱便是爷，有奶便是娘”，“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确与错误并不取决于真理和道德，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钱包之厚度。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人们很难做自己喜欢的事和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因此，中国人很难做到个性独立和人格独立。
很多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与遵纪守法格格不入，他们老想走捷径、走后门。人情高于法律，党领导一切、强势压倒真理。很多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总是为人情世故和利益判断瞻前顾后。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的品质，所以人们极力避免创新和冒险。上一代人希望下一代人不要折腾、不要闯荡，不要冒险、不要吃苦耐劳，很多独生子女都束缚在家庭、父母、学校过于强烈的保护意识之下。中国的父母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我是为你好”——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不劳而获，舒舒服服的享受荣华富贵。对于这样的群体和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不知道建立民主制度意义何在？！
中国人热衷于办世博会，办奥运会，购买西方国家的垃圾国债，认为这样很有面子。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面子，中国人可以变得很虚伪。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们把知识和能力、道德和智慧割裂开来。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不知何去何从。也有很多中国人盲目照搬所谓的传统，大搞形式主义，把一些繁文缛节当成金科玉律，古人的臭脚丫变成了今天的香饽饽，今天这个名人文化节，明天那个传统艺术周，为了争当历史上臭名远扬的西门庆故里，不惜与毗邻怒骂吵闹、相互争夺……
类似现象不胜枚举。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这样的中国人，当然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中国问题”，有什么样的中国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体制问题，深处看是思想观念问题，准确的说是利益观念。一切社会问题本质上都是人的行为问题，一切行为问题其根源都在于思维方式。因此，“中国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思考力水平不一样，思想境界就不一样；思想境界不一样，利益观念和实现利益的行为方式就不一样，从而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就不一样。其实，人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建立在相应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水平基础之上的法制建设和制度改革，很多的中国问题就迎刃而解。反之，目光短浅、文化落后，思想狭隘、贪婪虚伪，面对这样的人群，再好的体制都无济于事，再好的方法也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象。
当我们从“中国问题”追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现，思维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世界。那么，我们又如何把握思维的关键？
如果把握不好思维的关键，就会在思维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思维迷失了，行为就会混乱，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从把握思维的关键内容上，概括而言，思维是由思维体系的完整性程度和思维方式的完善性程度决定的。思维体系的完整性程度决定一个人认识的科学程度，思维方式的完善性程度决定一个人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程度。其中，思维深度、思想高度、思维速度、思维广度的统一决定着思维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思维、价值思维、应变思维的统一决定着思维方式的完善性。当思考形成一种力量，就形成了思维的对象化能力，这时，思考力、行动力、意志力之间就能够形成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尽管思维现象相当复杂，只要把握了这些内容及其运用方法，就掌握了改善思维方式的关键内容，那么，在思维过程和行为实践中就会出现纲举目张、运用自如、自由发挥的效用。具体如何通过拓展思维深度、提升思想高度、延伸思维广度、增加思维速度来建立思维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又如何在提高科学思维、价值思维、应变思维的过程中使思维方式变得相对完善？如何分析和测评一个人思维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和相对完善性，进而在科学分析和准确测评中为一个人提高思维水平和改善思维方式提供咨询？对于这些内容，我们将围绕着《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通过在线学习展开系统的阐述。
事实上，我所说的关于思维方式的完善性，并不是要求人们去追求全知全能的智慧，而是在相对性的意义上，要求人们认知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的角色定位，进而为自己的社会角色负责。做好你自己——这是思维方式相对完善性的奥妙所在，也是个人的幸福和内心安详的奥妙所在。如果公务员想着像商人般的花天酒地，如果教师幻想着政治家的权势，如果农民不愿意种好自己的土地，如果商人高唱大公无私，这时就会导致角色错位。一旦角色错位，内心就会浮躁，行为就会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再聪明的人也很难做到思维方式的完善性。在文化诊断学上，思维方式的相对完善性有一套系统的分析和测评方法，即：考察一个人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实践判断的统一性程度；考察思考力、行动力、意志力的统一性程度；考察目标合理性、方法可行性、执行有效性的统一性程度。通过这三个统一性程度的考量，不但能够对一个人思维方式的相对完善性程度做出科学判断，而且，掌握这三大统一，对于改善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显著成效。为此，文化诊断学总结了智慧曲线三维模型和思维一体化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指导人们对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测评。
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窝里斗现象非常普遍，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全球化意识造成的。当中国人能够正确面对全球化发展，并在全球化导向下建立思维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和思维方式的相对完善性，中国人就会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常常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由此导致了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当中国人能够正确区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时候，中国就不会因为意识形态而显得“另类”遭受排斥。中国人喜欢谈“道”和“术”，喜欢唱马克思主义的高调，而一旦走上实践就到处碰壁，事与愿违，这是因为很多中国人不能很好的处理理论与实践的转换关系。如果能够提高思考力水平，进而增强思维的对象化能力，这些病态的思维现象就可以避免。
总之，“中国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破解”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以全球化为导向提高人们的思考力水平，进而改善人们的思维方式。事实证明，思考力体系相对完整的人，考虑问题深刻而且全面，思维方式相对完善的人，行为方式都很有法度，思维对象化能力较强的人，能很恰当的处理复杂问题，化解矛盾冲突。由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思考力水平决定办事能力，因此，一个人的思想智慧决定了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当一个人的智慧达到一定的境界之后，他们就不会被一些局部现象和眼前利益所蒙蔽，也不会被狭隘利益和不良情绪所左右，他们也就能够认识到利益的制约和制衡关系。智慧的最高境界是道德，而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因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爱慕虚荣的思维方式导致的。
道德是利益的升华，智慧在其中权衡。有鉴于此，文化诊断学用存在根模式理论和时空扫描技术帮助人们拓展思维深度、用价值思维方法论和价值平衡规律帮助人们提升思想高度、用制衡理论帮助人们延伸思维广度、用十字口诀帮助人们增强思维速度、用智慧曲线三维模型和思维一体化技术帮助人们改善思维方式，用构建个人诚信行为体系帮助人们增强思维的对象化能力。思考力体系的完整性、思维方式的完善性、思维的对象化能力，使一个人具有很高的智慧水平，有了这样的修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或者说是“道德人”。这时，面对困难和复杂的矛盾纠纷，他们就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体现自己的道德水平。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事实上，一个有德性的人他的内心是自由的，即便是随心所欲，也能合乎天道人伦。而一个没有德性的人就会巧言令色，自私自利，伺机贪欲。所以说，智慧达到一定的境界，其行为就会自然的合乎道德。为此，我们以文化诊断学为理论创新，大力倡导学习型社会，构建学习型组织，促使“经济人”向“文化人”或“道德人”的提升和转变。
我们不敢奢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建立思维体系的完整性和思维方式的完善性，我们也不奢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达到智慧的高级境界，但是，我们觉得必须有这样的领头雁，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能引导文化走向，榜样社会社会时尚，创造时代潮流，在提高中国人文化素质的基础上敦促制度改革。在此，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全面振兴、再造辉煌！
（曹政钧纪念国庆62周年的发言）
【建立思考力体系、改善思维方式、增强思维对象化能力、构建个人诚信行为机制，对一个人事业的成败非常关键，更是人生的必修课。欢迎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文化诊断学学习团队，与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共创辉煌。具体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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