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货币战争》火爆全国之后，阴谋论、危机论似乎一直就很时髦，而且，贴上居安思危和感时忧国的标签后，销量一般都还不错。刘军洛先生本来是炒股的股评家，这十来年的股评写下来，也基本就成了半个经济学家——久病成良医、炒股变专家，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如同郎咸平教授的《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那么无奈》一样，《中国经济大萧条还有多远》的书名也非常吸引眼球，对于富士康里不想跳楼的工人、经营不善的温州小企业主、融资困难的IT创业者、买不起房的上海白领、找不到工作的愤怒青年，站在本书面前，一定会产生相逢恨晚、不吐不快的激情，由此，本月的畅销书诞生了。

　　事实上，如果现在就说中国经济面临大萧条，估计全世界人民都要跳海。要知道，时代周刊2009年曾以中国工人为封面，称赞其为拯救世界的英雄。所以，现在就说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即将结束、美元时代即将到来，而全球其他国家的第三次大萧条将在轰轰烈烈的抗通胀中爆发，别说我看了不信，估计“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看了，一定会拿枪和他拼命。就我看，刘先生最合适的岗位是奥巴马竞选连任总统的宣传顾问，或者是，美国政府针对“占领华尔街”运动设立的思想教育中心政治辅导员。书中，刘先生一方面叫喊中国产业要转型，不能再继续从事傻大黑粗的制造业，一方面又喊中国商人的逐利文化毁灭实体经济，那么，经济结构如何转、向哪里转？除了苹果公司之外，全书举不出第二个创新的案例，在我的印象中，互联网及信息产业，绝大多数都不是实体经济，而其成功的关键，则是耐心、勇气和智慧，乔布斯当年被赶出自己创立的苹果，都没有爆发出刘先生在本书中的愤怒。别的我不好说，至少对于创新型企业而言，在我看来，吸引眼球和用户体验相比，后者更为持久和重要。

　　无独有偶，《哈佛商业周刊》特约评论人克里斯托夫·金博士也在新作《反思中国：我们做错了什么》中，论及中国制造业阻断了高端产业链的发展，并质疑为什么中国没有抄底高盛。坦率地说，由于他的美国身份，我不得不怀疑这本书出版的动机。我们承认，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面临转型，工人的工资增长和企业的利润增加，也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是，不是说要发展信息工业、再造硅谷，就不要制造业。美国在经历工业化转型的时候，农业丝毫没有退步，信息产业领先世界的今天，福特汽车也在考虑回流制造和装配车间。这一切，不是出于个人的爱国或所谓的远见卓识，而在于企业经营成本的考量。而这一点，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西方的理性精神和市场意识。金博士的质疑，是常识错误，还是另有目的呢？

　　2012马上就要到来，种种迹象表明，虽未必有自然劫难毁灭世界，但人为矛盾的爆发和文明的冲突，已经一触即发。互联网行业的变局也同样如此——有《浪潮之巅》，自然也就有危机，而每一次革命性的创新，往往就是产生在危机破坏了旧的生产模式之后。吴军在《浪潮之巅》中回顾硅谷企业的沉浮时，通过苹果、Google的辉煌，IBM、英特尔、思科、微软的人到中年，以及日薄西山的AT＆T、雅虎、惠普、摩托罗拉，说明，信息产业其实与其它行业一样，生老病死不可避免，而决定命运的，是其创新能力。而在《商业模式新生代》中，两位博士告诉我们，相对于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而言，商业模式的创新更为重要。创业者首先需要发现商机，找到“钱在哪里”，剩下的才是开发产品，利用营销和推广，将这些钱都收到自己手中。书中，作者将各种商业要素分为9个模块，通过一个画布的方式，总结其为免费、长尾、平台等各种模式，并赋予了其设计师的美感。而这一点，与我们声嘶力竭的叫喊——不创新就死亡相比，是否更符合人性、更能让人感觉到创新的美好而不是压力、并且更能为用户所接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