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的已经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两者之和，是总数的76%。而8月间，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等联合发布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称：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移民海外人数逾450万，稳居世界第一。

　　河南省约100万人移民海外 多系社会精英

　　2009年，河南对外公开的华侨华人数字是“双50万”，即在外华侨华人50万、归侨侨眷50万，总数100万。2010年起，这个对外公开的数字变成了“双100万”，即在外华侨华人100万、归侨侨眷100万，总数200万。

　　而移民数还在快速增长。郑州枫华海外发展咨询有限公司咨询顾问邹川说，最近3年，该公司移民业务每年以15%~20%的速度递增，“移民的，90%是做企业的。”

　　据出入境管理处受理科科长师青透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辖区有多少居民移民，公安机关是了如指掌的，因为在其时出国定居，需要到辖区公安机关注销中国户籍。但2003年以后，只要不加入外国国籍，就无需注销中国户籍，因此有多少大陆人移民国外，只有目的地国家的移民局知道。另外，以往公民出入境，必须有境外邀请函，以及一定数额的存款，并且无违法犯罪记录，方可办理护照。如今，只要通过了移民国家的申请，移民就不成问题。大陆同胞移民方向除美国、加拿大等国，还有一些是香港、澳门等地区。

　　“虽然移民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家也都更理性了。”师青说，比如很多人移民后都会保留中国国籍，这样之后无论是回国内探亲或工作，都不受时间等方面的限制，而且其直系亲属在中招、高招考试中，还可享受加10分的待遇。

　　另外，移民海外的“快速通道”也是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中国大陆护照只有13个免签国家，而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的免签国家都多达100多个。去国外，光签证至少得等1个月，还可能被拒签。除明星大腕外，一些跨国公司的老总，也都冲着这一点选择了移民。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移民的五大动机！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 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化名)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彼时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 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他们在寻求什么?在海外工作的协会人士罗百辉表示，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其中，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大多数移民的前两条理由。

　　一名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2009年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观察: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 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五大基因决定民企“跑路”

　　最近温州民企老板频频“跑路”，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中小企业的艰难生存环境。不过，相形之下，民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却没有出现类似现象。协会人士罗百辉指出，珠三角与温州两地的实体经济根基不同，珠三角企业则大多依赖自身的积累，虽然发展速度较慢，但实业根基却比较牢固，温州企业高度依赖民间借贷市场融资，支撑自身发展，企业家心态也大相径庭。目前广东民间借贷市场问题不大，因此，珠三角出现民企“跑路潮”的概率很小。但是，如若通胀高烧不退，银根继续紧缩，广东出现民企“跑路潮”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广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彭澎也表示，温州和长三角企业的资本运作更强一些，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企业的高负债率会出问题。

　　另外，珠三角制造业的资金来源中，台资、港资等境外资本占了一大部分，本身对借贷有严格的要求。

　　其三，在金融危机之中，民企老板已经树立了危机意识，其后的投资和发展都较为谨慎。

　　“即便现金流不足需要补充流动资金，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也较多通过拖欠上下游货款、员工工资或房屋土地租金来实现，而不会通过民间高利贷。”佛山市一家模具厂的老板徐盛高表示。

　　为应对金融危机，广东各级政府开始推行双转移战略，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将珠三角中小企业推向产业链上端。

　　第四，与温州企业纷纷投机地产、股市等领域相比，珠三角的制造业则安分守己得多。“很多广东民营企业家跟我一样，做实业就好好做实业，不参与放高利贷、炒房地产。”广州市民营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丘育华表示。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主任曾涛认为，“温州模式”以前都是做实业的，而且做得非常好，在上世纪80~90年代，全国人民都推崇温州模式。然而到了90年代末期，有一部分温州企业家脱离了企业家的本色，变成了投机家，开始投资房地产和股市，虽然获利快，但长远来看不见得就好，今年就是对温州最大的考验。

　　而相比温州模式，佛山模式一直把民营资本与制造业和正规金融紧密结合，从未放松过。因此曾涛认为要引导民营资本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避免过度的投机行为和高利贷倾向。

　　其五，广东民间借贷市场确实不算发达。就统计数据而言，仅担保公司这一块，整个广东省才326家，而单温州市就有270家担保公司，担保行业发达，也正说明非融资业务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