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2010

    201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大起大落、波诡云谲的同时，河南鲁山喝开水死亡案、十堰“被精神病”案、赵作海冤案、陕西国土资源厅否决法院判决案、渭南书案、跨省追捕案、“安元鼎”保安公司“黑监狱案、江西宜黄拆迁自焚案、校园飙车“李刚门”案。山西临县马继文“敲诈勒索政府”案。长沙官员以维稳抗拒法院裁决案等等，这此涉及公权力的案件也随着纷至沓来，让人触目惊心。

    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一些公共事件和引人注目的司法案件，但是，近两年来，这些事件的层出不穷已让我产生“审美疲劳”，我实在不愿再说（再说已经是反复的重复），然而又如鲠在喉忍不住不说不行。

   “喝开水死亡”案发生于2010年2月18日，王亚辉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带走，2月21日晚死于河南省鲁山县公安局看守所，家属在王亚辉尸体上发现多处明显伤痕，而看守所却称王亚辉在询问期间感冒口渴，警察为他倒了开水及感冒冲剂，他喝水后即死亡。——这是“躲猫猫”案的第二季，据称2月28日警方已将涉嫌刑讯逼供4名警察移交检察机关处理，但结果如何没有下文。

    与“喝开水死亡”同属涉嫌刑讯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赵作海案。1999年赵作海与同村的赵振响发生冲突，随后赵振响失踪，由于赵振响失踪后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警方即认定赵作海为杀人凶手，侦查期间多次对他刑讯逼供。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响回到村里，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赵作海无罪。这是2005年佘祥林冤案的翻版，我已数次发表文章分析佘祥林案的成因，话已说尽，令人只剩了感叹。

    信访是公民采用书信、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反映情况或投诉，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的一种制度。即使没有这种信访制度，依据宪法第二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规定和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等规定，公民也有权利向各级政府机关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以及申诉、控告和批评的权利。但是，历年来，公民因为上访而遭到政府机关打压甚至拘禁、判刑的却屡见不见。由于网络等媒体的关注，2010年却尤为突出。先是湖北十堰市将“健康正常”的上访者彭宝泉以精神病人送入精神病院，以致“被判精神病”一词已成为网络流行语；之后又有“黑监狱”曝光。

    所谓“黑监狱”是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设立的以关押押送防北京上防的民众为主的场所。

    据媒体报道，短短六年时间，安元鼎保安公司便取得了辉煌的业绩；2007年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而这些荣誉的背后，却是这家保安公司设立多处“黑监狱”，以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的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为什么信访作为一个法律允许的申诉、投诉渠道而竟遭地方政府如此挖空心思地弹压和迫害？而且这种弹压和迫害历年不止，愈演愈烈。

    前几年，当有信访、投诉、举报者被地方司法以诽谤罪送进共和国的监狱，我曾数次写文章呼吁修正刑法关于诽谤罪的规定并被《上海法制报》等媒体转载。然而2010年又有新的变化，“渭南书案”中的作家谢朝平于2010年8月19日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拘捕；山西临县兔坂镇农民马断文于1999年向临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村委会归还被侵占的土地，因为判决得不到执行，马断文上访十年，2010年1月马断文竟被临县法院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看来我错了，上述案例说明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书面上的法律条文，修改“诽谤罪”无济于事，真正要解决的，是体制和制度。

    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判决应该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想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不惜动用美国陆军101空降师以协助法院判决的执行（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但是2010年中国竟出现一例怪事。陕西省榆林市发生一起矿权纠纷案，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陕西省高级法院裁定后，至今仍得不到执行，致使价值数亿元的集体财产归于个人名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对生效的判决，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10年3月1日召开协调会，竟以会议决定否定了生效的法院判决。——以行政权否决法院的裁判权，陕西省国土资源局的官老爷们大概以为自己还在17世纪。

    2010年网络最流行的一个词大概就是“我爸是李刚”。这个词非常深刻的揭露了当前社会的一个现实——权力可以通吃，上述案例也很明显的表现了这一点。

    2010年最让人痛心的就是安黄拆迁案。这起案例的让人痛心之处不仅仅在于被拆迁者在自焚中的伤亡。2010年9月10日的自焚事件发生后，16日上午钟家九妹钟如九和她的四姐钟如翠准备赴京反应情况，不料在南昌昌北机场遭到县委书记邱建国率官员四十余人的围截。钟家姐妹无处躲藏，躲进卫生间与其展开“女厕所攻防战”长达40多分钟。这种现象彻底表明：行政权力在某些地方已演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暴力。——我们往常在港台影片和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经常看到受害者或证人被反复追杀的场面，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竟然出现了现实版。

    最后我不得不提到2010年最后一个月媒体报道的两件事了。据媒体报道，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采访，被当地政府派人将相机夺走。12月8日下午，一位南方媒体的记者致电向建昌县政法委副书记钟继祥核实此事，这位政法委副书记竟然对记者扬言“小心你的小命”。

    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曾经上访奔波六年，三次被关“班房”，浙江温州乐清市浦岐镇寨桥村53岁的村主任钱云会，突然因车祸死亡，网络上纷纷扬扬流传这位上访村主任被迫害致死的传闻。这种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除了车祸现场的疑点外，上述案例也表明，在对待上访者的问题上，官员们说是用的暴力手段正在花样翻新、步步升级。

    2010年有一位并不太出名但却引起民众广泛哀悼的学者去世，他就是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先生。蔡定剑先生之所以受人怀念，是因为他关注宪法的实践，他梦想着将宪法变成保障人权的程序和现实的制度。他在遗作《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中呼吁：中国政府必须从“全能政府”的观念中彻底解放出来，放松管制，给人民以充分的人身自由。

    2010年还有一位学者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那就是始终关注农村、关注上访问题的于建嵘先生。于建嵘先生有一句话令我感慨万端。他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我看到了问题，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住地对记者重复一句话：“今年是我最感焦虑的一年。”

    2010,不但让我们最感焦虑，也让我们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