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
    应该说是陆陆续续在读。作者原名叫刘燕子，是旅日华人作家，我的朋友。这本书内容上的价值自不必说，作者身在日本，具有特殊的优势，她保存了许多声音，揭示了许多真相，比如直接寻访东史郎，推动“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调查。更主要的是作者的视野，这是身在中国国内的作家所十分欠缺的。但国内作家之不如，与其说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勿宁说是主观的不为；与其说是不能为，勿宁说是不敢为。从物质条件上说，这本书的作者要比国内写作者差得多，但是她执着、坚守，却远胜于国内写作者。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
    萨义德认为：“伊斯兰在西方一直得到人们的错误表述”，从而他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东方主义” 。中国人也受用于“东方主义”，因为也长期被歧视和漠视，用萨义德引用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话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现在，终于到了夺回话语权的时候了。但在中国人表述自己的时候，是否也陷入了“西方主义”呢？过分敏感于西方对东方的言说，未尝不是“东方主义”的“同构”。我相信人类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因为我们都是人，人所拥有的，各民族的人皆拥有，比如自由、民主。以自己的特殊性来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推诿。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
    因为在《南方都市报》专栏“开栏语”中说，日本文化并非来源于中国，遭到了出乎意料的反对，让我也怀疑我对知识掌握有误了。于是重新读了一些著作，包括这本《日本文化史》。这本书中记述了日本早期的文化现象，比如绳文时代就能制造和使用各种土器，这些土器制造技术发达，从实用性发展到装饰性，有了初步的美的意识。当时日本人已经从打制石器发展到了半磨制石器、磨制石器、尖体石器，已初步拥有了一定的生活手段和手工技能。日本人还有了以自然灵与精灵为对象的祭祀仪式，开始产生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的信仰，还形成了原始神道。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客观陈述日本的历史事实，体现了一个学者的科学态度与基本操守。学术无国界，事实就是事实。

刘文荣《欧美情色文学史》
    有人把弥尔顿的《失乐园》称为“清教文学”，其中确实有清教倾向。《失乐园》不仅雄浑，还十分端庄，有人甚至说弥尔顿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因为描写的是人类最初的情色，涉及情色就在所难免。尽管弥尔顿初衷可能是“反情色”，但他以生花之笔，生动描绘了亚当夏娃的情色欲念与情色行为，却又渲染了情色，让读者产生情色联想。“反情色”反而为“情色”提供了平台，人类的心理就是如此玄妙，阅读就是如此吊诡，写作就是如此进退维谷。其实，只要是人的文学，就必然关乎人性，其中当然包括情色。史铁生去世时，文学编辑叶开说史铁生是少数关注精神的中国作家，其他都在关注金钱与身体，无疑是把史铁生文学抽空，甚至贬入空洞文学之列。其实，文学史何曾不是情色史？《欧美情色文学史》的作者应该更有作为，去面对整个文学历史。

罗玛《开花的身体》
    这是一本谈论服装的书，对服装，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但我小时候，却有一个形容服装的词：奇装异服，后来才知道，服装里隐藏着巨大的不为人知的秘密。服装的历史与人类文明史同行，服装出现，意味着人类不再单纯，社会不再原始。当肉体被视为不洁和罪恶，服装就充当起警察的角色。服装遮掩着人类的身体，但同时又盛满了人类的欲望。服装在扼杀人类欲望的同时，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盛开。甚至因为禁忌而盛开得更加妖冶。比如紧身衣，紧身衣是中世纪之后出现的，为了控制身体而将身体捆绑，但紧身胸衣非但没有扼杀身体，相反，它在欲盖弥彰的反弹中，更为放肆地强调了身体的性状，使人陷入无穷的遐想。
　　
东野圭吾《幻夜》
    一直心理上轻视通俗文学，这也许是我的偏执和傲慢。虽然有人说，把文学分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没道理的，但在感情上，我仍然改变不过来。但一些优秀的通俗作品还是震撼了我，让我企图论证它们并非“通俗文学”，它们身上有着“纯文学”的因素。看松本清张的作品是这样，看东野圭吾也是这样。他的《白夜行》让我不忍卒读，我认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写作的区别，就是后者是顺着读者的趣味写，前者则拗着读者趣味。跟《白夜行》比起来，《幻夜》的压抑感少了，但仍然很棒。中国国内也有同类型的小说，也引起不小反响，但与之一比，才知道什么叫作简陋。难道中国人真如日本人？另外，原书名叫“げんや”，私以为就译成“玄夜”更有意味些，也不跟郭小四的那个什么“幻城”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