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报记者遥相问


工报记者遥相问

(2011-01-06 20:49:41)[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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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南方工报

打工文学

詹船海

专题报道

 

刚刚过去的11月26日,《工人日报》推出“打工文学”整版报道:《现实主义的真情写作》。这组图文感动了很多读者,包括《南方工报》的编辑,他们也想做个专题报道。名编詹船海向我约稿,提了5个问题:什么是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为什么会受到格外关注?为什么广东成为打工文学的主创地?说说去香港研究、传播打工文学的故事;谈谈海外对打工文学研究的情况。——临复仓促,不尽欲言。

什么是打工文学?

答:“打工文学领头羊”杨宏海研究员,对打工文学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打工文学是特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发达地区谋生的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剧本等各类文学体裁。这种表述,得到许多学者包括赵凌峰、吴长青、刘渝霞等,以及《南方日报》记者郭珊的认同,他们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曾加以引用。

打工文学把异乡、流浪、梦想作为叙事视野,以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和表现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变化,塑造了一大批背井离乡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时代烙印鲜明的打工者的形象,为日渐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培育了新的作者、读者和阅读市场;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希望。文学评论家胡磊、学者江腊生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也都建设性地采纳了我的这一观点。

从产生背景看,打工文学是生于忧患的文化表达,是在社会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关键时刻,由开放潮流带来的社会变迁语境中创造的文本。

从历史性看,打工文学创造了传统“悯农文学”的现代版本,和唐朝李绅《悯农》诗为代表的历代“悯农文学”同构,本性草根。诗经研究学者船海先生把打工诗歌的源头上溯至诗经,也是相当有见地的,澳门大学中文系施议对教授因此回应说:“打工文学,很有意思。古典资源,开发利用,应有一定空间。”

从整体性看,打工文学创造了全球语境下世界“移民文学”的中国经验,和世界“移民文学”一样,也书写了流散和望乡等相似主题,文本异曲同工,突破了地理和语言的区分,成为世界文学整体的构成部分。

从持续性看,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打工文学可以持续发展,“打工文学20年内不会消失”(贾平凹语)。打工文学既要保持独立姿态,抗拒文化特权,又要从善如流,改变当下处境,谋求“哈莱姆复兴”和永续发展。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于打工文学“是什么”,而应该关注它的“为什么”。打工文学既有鲜明的概念意义,又有丰富的联想意义。意义产生的过程比意义本身更重要。就让打工文学“处在意义的模糊地带,使其保持开放的语义张力”也罢。

 

打工文学为什么会受到格外关注?

答:曾几何时,打工文学因了反映打工者的利益和尊严,坚持“为承认而斗争”,在不少地域长期为主流文化所漠视和遮蔽,成为文化特权下被遗忘的“灰姑娘”。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国家的“文化低保”政策逐渐落实,对包括打工者在内的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的文化保障和精神食粮被提到议事日程。在共青团中央“鲲鹏文学奖”的激励下,在《人民文学》杂志执行主编李敬泽、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等社会热心人士的推动下,加上广大打工作者的勤奋创作与不懈努力,经过包括《工人日报》在内的强势媒体的宣传报道,打工文学逐渐被主流社会认可。

与此同时,各种打工文学报刊蜂旗招展,《佛山文艺》《打工族》《江门文艺》《知音·打工》《南飞燕》《打工诗人》《大鹏湾》《打工文学》一度洛阳纸贵。一批批打工作者,为工友点亮文学的蜜烛,也重塑了自己。打工作家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打工诗人郑小琼被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为农民工诗歌大赛获奖者解决城市户口……所有这些,都使得打工文学备受注目。

 

为什么广东成为打工文学的主创地?

包括三大经济特区在内的广东,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开风气之先,大量引进了外资,到处都是蜂起的“世界工厂”和开发区,栽花引蜜蜂,召唤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农民工。南方天空下,人们每天都在创造着新的生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有文化的成果。打工文学就是其中的奇葩。

打工文学解构到底是底层写作与草根文学。从地域政治的观点来看,广东远离最高行政中心,没有京城的皇族气,没有大上海的贵族气,只有兴旺发达的人气,在这样的气场中诞生打工文学,原本就有着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优势。再加上广东开展文化强省建设,文化惠民工程不断给力,打工文学适逢其会,也就甚幸至哉。

我们欣喜地看到,广东省作协、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共同出资建立了“广东外来青工文学创作中心”,使广东3000万外来工中的“文人骚客”有了自己的“文学之家”;深圳连续多年举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并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打工文学》周刊;东莞善待打工者,誉他们为“新莞人”,每年拨出不菲的专款扶持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文学艺术创作;《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广州《丹荔》等地域性杂志大量刊发打工文学作品……打工文学作者,把在南粤大地奋斗的人生经验,以文学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获得了现实的意义和意义的实现,并由此获得文化和社会的身份,反过来促进着和谐广东谅解宽容社会的建设。

 

说说去香港研究、传播打工文学的故事。

我常被人提起的故事就是去香港研究、传播打工文学。

2006年4月3日至5月2日,我应邀并受资助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内地学者访问研究计划”,研究课题是《中国打工文学创作主体与阅读对象研究》。4月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演讲《打工文学研究》,与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度、台湾、香港和内地的学者和听众一起,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接受海外媒体的现场采访。5月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新闻”版,刊登该报香港特派员易锐民先生的专栏文章《让“打工文学”在香港开花结果》,其中对我所从事的研究进行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打工文学纵横谈》一书,把我去香港研究、传播打工文学总结为中国打工文学发展史百余件大事之一,羊城晚报因此称我为“中国研究打工文学较早的专家之一”。

感谢熊景明老师。熊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这个中心,被称为香港20个地标之一,令无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神往。其优雅的学术姿态,赢得了不少著名基金的赞助;中心以不算丰厚的财力,资助着海内外众多对中国问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我有幸受到邀请,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

在港期间,熊老师和我有过几次长谈,她对我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好的方法与建议,可谓真知灼见,高屋建瓴,句句珠玑。她还指导我有针对性地阅读相关著作、文献,准备演讲稿。4月26日,我战战兢兢地走上了演讲台,做了关于打工文学的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在香港做报告,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一本正经地在一所亚洲著名的大学演讲。熊老师主持了这场报告会。我讲完后是听众提问,有人说我的报告没有给人提供“打工文学”的文本,是从理论到理论,让人无法领略“打工文学”的魅力。因为是学术演讲而不是文学欣赏,所以我在这方面的确准备不够。就在这时,熊老师变魔术似地拿出一本她收藏的内地某工厂的厂刊,即兴朗诵了那上面刊登的一首打工诗歌,为我解了围,体现了她的机智、长者风范和对“打工文学”的专注。感谢熊老师,极富悯农情怀,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打工文学”,资助我这个打工文学的阅读、创作和评论者,走进了香港高校,专门研究、传播这一下里巴人的文学存在。

我深深地感到,打工文学不只是对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的记录、再现,而且是动态、生成性地形塑和再生产了我们的打工生活。打工文学实际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的许多意义。Made in China的打工文学,也正日益走向海外。

 

谈谈海外对打工文学研究的情况。

国际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荷兰的学者对中国打工文学都有所涉猎。有代表性的是尾崎文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著名的汉学家)的论文《底层叙述──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把打工文学定性为“新左翼文学”。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朴宰雨曾和打工文学作家安子、罗迪、戴斌等人举办了“中韩打工文学小型学术沙龙”。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孙皖宁,在她的研究课题《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Social Transi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中国的农民工:社会过渡与文化实践)中,对打工文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还亲自来广东参加过打工文学的研讨与调研。

近年来打工文学再次引起海外学者的兴趣,不少学者认为对此进行研究既有文学价值又有社会学的价值。例如,著名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柯雷博士(Maghiel van Crevel)认为:“Migrant-laborers poetry is an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topic.”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学部副教授黎明茵博士认为:“I am indeed interested in migrant-workers’issues and writings and will have little problem supervising a thesis o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literature.”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也肯定了打工文学在他的权威性研究“汉语新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

目前在香港的一些高校,有部分社会学系的教授,例如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潘毅博士,以及文化研究学者,他们在研究中国农民工社会问题与文化现象时,对打工文学也给以关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梁柏能在研究农民工的“集体发声”时,认为打工作家创办文学报刊,其实是一种“集体发声”的重要表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邱林川博士,曾经莅临过我在香港的演讲,他从“边缘群体与媒介赋权”的角度,肯定打工文学的创作与打工作家自办报刊的出版活动。香港的一些NGO例如乐施会,曾经资助过内地《打工诗人》报的出版。遗憾得很,香港不少中文系的教师和文学评论家,对内地的打工文学,表示无解。

That's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