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600期纪念特刊

2010.10.18

 

1996 互联网离中国有多远

 

1996年春天，北京中关村零公里处悄然竖起了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上书“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瀛海威信息通讯公司创始人张树新的这一豪言壮语，在写稿还基本依靠纸笔的那个年代，能清醒意识到其价值的人其实并不多。

但当时刚入职周刊不久的胡泳却敏锐地意识到了：互联网将把世界联为更紧密的一体，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年1月30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他近7000字的专题报道——《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在详细介绍了互联网的发展脉络与社会影响后，胡泳提出的疑问是：对于当时家用电脑只有70万台的中国来说，能够一转身就跨入信息时代并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吗？

于是，胡泳成为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实际的主角。虽然这一年方向明一个人写了6个封面专题，但胡泳依靠他的外语能力，在一年内既向《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介绍了互联网，还介绍了默多克（《默多克：为传媒领航》，刊第6期）、巴菲特（《世界首富巴菲特》，刊第9期），在第22期做了一期专门介绍盖茨与他的微软公司的封面故事《1996年环球第一商战》。这一年，他还翻译出版了尼葛洛庞帝在当时大名鼎鼎的《数字化生存》，在年底独自一人撰写了一本十几万字的增刊《时代英雄》（与海南出版社合作），专门介绍盖茨、乔布斯等15位推动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家和思想家。他成了数字化时代的启蒙者，这年底，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专栏“数字化生存”，这是继王小波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的第二个专栏，这个专栏的第一篇文章标题是《风云突变，人机重开战》。

这一年，苗炜、王锋与刘君梅也开始崭露头角。第12期，苗炜写了一个在当时特别重要的封面故事——《奥运会，更快更富更残酷》，提出了体育商业化问题。刘君梅在第15期写了一个《牙病困扰中国人》的封面，又与舒可文在第16期合作了《比基尼50年》，这是一个穿三点泳装健康奔跑的美女形象。而王锋在第27期操作的封面故事《罪恶之花》，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颖形象，用了两条很长的导题：“鸦片·可卡因·冰毒·幸福哲学·政权利益·经济支柱；一名记者与一位吸毒者度过的24个小时”。他很追求形式感。这一年，还有一个值得炫耀的封面故事是第23期的《诺贝尔奖：带我们走过了100年》，特约了陈迈平与张钰在瑞典采访当时所有的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这在中国媒体史上大约也是仅有的一次。

一年过去，《三联生活周刊》总算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第一年邮局征订，居然就争取到了8000多个订户，全编辑部欢呼雀跃。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掀起数字化狂潮

胡 泳

 

“瀛海威”这个颇有点仙气的名字，其实不过是“Information Highway”的音译。也就是说，我后来在网络方面能够有一点作为，除了占尽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天时以外，也不乏地利的作用，因为我“身体上”（physically）住在一个虚拟时空的入口处。

 

1995年9月，经沈昌文先生的介绍，我正式加盟《三联生活周刊》。

1995年是怎样的一个年份呢？到处都在转变：国家在转变——中国政府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三联生活周刊》在转变——在新一届掌门潘振平和朱伟的领导下，这本屡仆屡起的中国第一份新闻周刊正在为后来看起来有点可笑的一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着：让自己能够不间断地、准时地同读者见面；我也在转变——在外企流浪数年、积攒了一些今天已可以作为文物收藏的外汇券之后，我决定重回心爱的媒体，手低自然是免不了的，但“革命理想高于天”，立志三五年内把《生活周刊》办成中国的《时代》（至少我们办公室里贴着的一张纸片是这么说的）。

1995年9月始，在北京东城逼仄的净土胡同的粗陋的编辑部里苦干了一个月之后，我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十一”的假期。“又得浮生半日闲”，哪里去转转呢？我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一位亲戚邀我去他那里上网。上网？这个“网”是什么东西、“上”了以后又能干什么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打开位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那台主机时的情景：我感到醍醐灌顶、灵魂出壳，如果我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天启”般的时分的话，那一刻就应该算是了。

网络能够令我在任何时间内与任何地方的人对话，它“消灭了工业化时代的两大特征即火车和钟表”（我在事后的一篇短文中这样断言），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迹吗？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的描述如此契合我的心境：“每次打开Internet，我总是陷入发现的狂喜。就好像火山灰覆盖的阴冷之地突然爆裂，从中走出盛大的狂欢节游行队伍。”与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且，可以不无自豪地说，它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令我能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方面，略尽自己绵薄的一份心力。

从此开始痴迷于一切和网络有关的东西。我起劲地泡北图，到清华上网，去瀛海威科技馆琢磨“瀛海威时空”——顺便说一句，瀛海威科技馆距我当时的魏公村居所仅一街之隔，它在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史上是可以大书一笔的：瀛海威公司的创始人张树新女士1995年去邮电部申请网络信息服务的时候，许多人都不知其为何物，非常有气魄的张树新在北京中关村零公里处竖起了一个巨大的街头广告牌，上书：“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个广告牌向北1500米之所在，正是我常常光顾的瀛海威科技馆。张树新把瀛海威科技馆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教育场所，而“瀛海威”这个颇有点仙气的名字，其实不过是“Information Highway”的音译。也就是说，我后来在网络方面能够有一点作为，除了占尽1995年进入《生活周刊》这个天时以外，也不乏地利的作用，因为我“身体上”（physically）住在一个虚拟时空的入口处。

一旦深入当时对我而言十分生疏的IT领域，我发现，1995年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似乎都可称为“微软年”。盖茨发动了一场自新口味可口可乐推出以来声势最大的新产品推广活动，在嘹亮的鼓点中，视窗95（Windows 95）隆重登场。这场商品营销的喧嚣更像是滚石乐队在发行新唱片，而滚石的确被请来演唱视窗的起始曲“启动我”。罩着明星光环的视窗不负众望，到年底已售出近2000万套。同时，在最后一分钟，微软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谅解，避免了被指控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命运。

于是，我开始琢磨微软和它的视窗的故事。但这种愿望很快被一个事实击得粉碎：当时《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莫名的规矩，不能以外国企业的新闻题材做杂志的封面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不断搜集爬梳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有关网络的材料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1995年计算机王国的真正明星使盖茨的成就黯然失色，而且锋芒直指他的宝座。这颗明星就是：Internet。它已存在了27年，在 1995年突然大放异彩。

随着我的这种认识越来越强烈，我想向中国人介绍网络之种种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在1996年1月，我一口气写了一篇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在一开头便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微软公司总部所在地。当公司老板比尔·盖茨步出一家餐馆时，一位无家可归者拦住他要钱。这并不奇怪：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坐拥资产180亿美元。

接下来的事令见多识广的盖茨也目瞪口呆：流浪汉主动提供了自己的网络地址（西雅图一家社会庇护所在网上建立了地址以帮助无家可归者）。“简直难以置信，”盖茨事后说，“Internet是很大，但我没想到无家可归者也能找到那里。”

 

可能前面说的那个规矩还在起作用，主编犹豫了一下，没有把它作为封面故事编发，而是以专题形式刊出。是时，北京电报局拥有1000个左右互联网用户，其中个人用户300个。

文章发表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自称是海南出版社的欧阳欢，希望我能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我说可以，我特别想写这本书——这就是1997年初出版的《网络为王》。在我潜心写作《网络为王》时，欧阳欢正携海南出版社初进北京之锐气，整批量大规模地引进海外版权书。他请我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翻译引进。我们一起去版权代理公司看英文样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尼葛洛庞帝写的Being Digital，尽管这本书混杂在很多书中，但我一眼就选中了它。

首先打动我的是尼葛洛庞帝讲的一件轶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美国某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总部，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来参观你们公司。”他说。

“好的，请登记。”前台小姐礼貌地说，“顺便问一下，您随身携带手提电脑了吗？”

“当然。”男人从包里拿出一部PowerBook，这是苹果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有点旧了。

“那么这个也要登记。”前台小姐拿出本子开始记录，“它值多少钱？”

“我想，”男人回答，“大约值100万到200万美元吧。

“这不可能！”前台小姐大吃一惊，“这玩意儿最多值2000美元。”她写下了这个数字，然后才让男人进去。

“当然，你说的是原子的价值，也就是这台机器本身。”男人心想，“而我所说的价值，是它里面的‘比特’。原子不会值那么多钱，而比特却几乎是无价之宝。”

 

如此珍贵的比特到底是什么呢？“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就好比人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仿佛是为了说明比特的神奇，尼葛洛庞帝接下来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他到加拿大宝丽金公司参加一次高级经理人研习会。为了让大家对未来一年的计划有一个整体概念，公司展示了许多即将发行的音乐作品、电影、电子游戏和摇滚乐录像带。不幸的是，部分包裹被海关扣了下来。同一天，在旅馆的房间里，尼葛洛庞帝却利用互联网把比特传来传去，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接收各地来的东西。他骄傲地宣称，“我的比特完全不会像宝丽金的原子那样，被海关扣留。”

尼葛洛庞帝把上面这些有关比特的经历写在Being Digital的开头章节，用来阐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Move bits, not atoms.”它们一下子就攫住了我，我站在版权代理公司的几大排书架前，读这本书读得入了迷。

比特替代原子，个人化双向沟通替代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接收者主动地“拽取”（pull）信息替代传播者将信息“推排”（push）给我们，电视形存神亡，将被一种看起来是电视但实际上是电脑的数字设备所取代，游戏与学习的边界将因为网络的出现而逐渐模糊，在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人们用不着背井离乡就可以生活在别处……对于一直生活在大众传媒的信息垄断中的人们（我自己学的和干的就是大众传媒），这一切如此新奇如此令人神往。

实际上这本书1995年已经在美国畅销，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凭借一种直觉选中了它。我的感觉强烈到可以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写的《网络为王》，而一定要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而且只用三周的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著作中，《第三次浪潮》卖了上百万，影响了一代人。我对海南社的编辑说，“尼葛洛庞帝的书就是这个时代的《第三次浪潮》。”

尽管距离1996年已经过去14年了，但我至今依然对Being Digital的翻译过程记忆犹新。20多天和范海燕一起加班加点翻译完后，惟一的感觉就是兴奋，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情。在台湾，这本书被译为《数位革命》；事实上，从字面意义上翻译，它更应该叫做《走向数字化》。出版社一开始要效仿台湾，用《数字化革命》做书名，但我竭力主张用《数字化生存》，并且将“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句话打在封面上。

我的固执当然和我的成长背景有关。在我求学成长的80年代，电视系列片《河殇》以其对中国文化的颠覆性思考轰动全国。就在万民竞说《河殇》、人人反思传统的浪潮中，1988年8月，《世界经济导报》和《科技日报》在京联合举办“球籍问题讨论会”，提出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球籍”问题，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警惕，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的悲剧——以刀斧面对枪炮。一部电视片，一个讨论会，向全中国两次撞响了示警的大钟，也给当时尚很热血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不免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对尼氏的书做了一些“技术”处理，着意把它译成《数字化生存》——可能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关于生存的讨论，因为我们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和“球籍”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

挑动“生存”神经的结果，是《数字化生存》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人迈入信息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我的朋友吴伯凡对此书在中国的流行过程有精到的评论：“海涅在评价赫尔德在德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时说：赫尔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今天都不清楚他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思想了，因为他的那些一度惊世骇俗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到这样一种地步——人们脱口而出地说着这些话，而浑然不知这些话是一个名叫赫尔德的人最早说出来的。尼葛洛庞帝的影响也可以作如是观。《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以来，书中的思想和语汇通过二度和三度传播，早已到了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个今天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人是无法想象它对于第一批中国读者的刺激力的。”

我被这种刺激力激动得枕席难安，以至于我很快变成了一个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乐观主义者”，眼中只有“闪闪发亮的、快乐的比特”。同为《三联生活周刊》同事、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犀利的刘怀昭，对我的技术决定主义论调大不以为然，她对我的回答，是和王小东一起翻译了“爆炸杀手”（Unabomber）卡辛斯基的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对宣言加以全面透底的评析，再加上卡辛斯基18年时间里16次爆炸事件的始末，结为《轰炸文明：发往人类未来的死亡通知单》一书出版。

在有人质疑未来的时候，我仍然迷信“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我们的主编朱伟恰好也是一个对新的生活理念有着无比热情的人，在他的鼓动下，从1996年开始，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开设“数字化生存”专栏，探讨数字化网络涉及的许多根本性和前瞻性问题。这些专栏构成了我的《网络为王》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这本书，我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1997十大新锐作者”，该报称，“作为一名‘新知’类畅销书的作者，胡泳优越的知识结构，良好的专业背景，精妙的文笔及其敏锐的超前性判断，使得他的著作为读者开启出一种新的读物品种：它有敏锐的眼光，也有新鲜的资讯；它有宽阔的文化视野，也有独特的价值判断——它在介绍新知的同时，不忘溯源性的后顾，而在传达时尚的同时，也有怀疑性的前瞻”。我甚至为《三联生活周刊》独自撰写了十几万字的一整本增刊《时代英雄》，向国人介绍15位推动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家和思想家。我逢人逢事必谈“数字化”，以至于被人戏称为“胡数字”。

就这样，我十分偶然、但也不乏必然地变成了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最懂网络的人”之一，陷身网络而不能自拔。1997年，中国互联网“盗火”阶段著名的“二张”——张树新与张朝阳召开了“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邀请尼葛罗庞帝访华并作报告（此时尼氏已经成了“中国数字化之父”而不自知），来自政府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和大学的2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也参与了其中的组织。此次会议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数字化冲击波。同年，我和一群中国本土学者如郭良、姜奇平等一起策划和写作了“网络文化丛书”，“用网络的方式讨论文化，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网络”。1998年，我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网络思想库“数字论坛”，旨在促进信息技术对社会发挥全面影响，加快中国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进程。1999年，我参与筹办中国互联网络大赛，宣传互联网对社会的作用，普及互联网知识，推动互联网应用。这些活动的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生存观念的变革，其影响在1999年著名的“网络生存测试”活动中清晰可见。

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不断地追踪高科技的发展，《三联生活周刊》成为宣扬数字化和互联网的重镇，令中国人感受到了日后将掀起滔天巨浪的技术和社会海啸的第一丝咸的气息。今天，在我为《三联生活周刊》15年撰写回忆文章的时候，过去的时光已成亲切的怀恋。那时，公共汽车驮着花花绿绿的广告在大街上奔跑，而车身广告上广告商名字的后面还没有印上那一串以http://开头的奇怪的英文字符；那时，Java的意思是一种咖啡，而Web则被影视记者用来指电视网；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符号的发音。经过这么多年，我早已不复当初的乐观主义。比如，我现在知道，比特虽然不会被海关扣留，但信息却可以被防火墙阻挡。尽管如此，对那段时光的记忆，永远也不会在我的头脑里磨灭。

还是永远另类的刘怀昭提醒了我：她说《数字化生存》也是可以当作爱情指南来读的。在书的第43～44页，尼葛洛庞帝就数据的压缩度作了一个幽默的类比：

 

假设有6个人围坐一桌共进晚餐，他们正热烈讨论一个不在场的人——甲先生。在讨论中，我向坐在对面的妻子伊莲眨了眨眼。晚饭后，你走过来问我：“尼古拉，我看到你向伊莲递眼色，你想告诉她什么？”

我对你解释说，前天晚上，我们恰好和甲先生一起吃晚饭。当时他说，和如何如何相反的是，他实际上如何如何，即使大家都以为如何如何，最后他的真正决定却是如何如何，等等。换句话说，我大约要花10万个比特，才能跟你讲明白我用1个比特就能和我太太沟通的话（请容许我暂且假设，眨一下眼睛，正好等于在以太中传送了1个比特）。

 

尼葛洛庞帝告诉我们的是，传输者和接受者如果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就可以采用简略的方式沟通。在这个例子中，丈夫通过以太向太太发射了一定的比特，触发了她脑子中的更多信息。而当一个外人问丈夫，他和她交流了什么时，丈夫不得不把所有的10万个比特全部传送给这个人。尼古拉因此失去了10万比1的数据压缩度。

在那段时光，我和《三联生活周刊》的爱情关系是多么美妙啊。我和她之间只需1个比特就心意相通。

 

2010年10月2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