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结构调整走进死胡同
留意经济话语的人们肯定熟悉一种说法，那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官学商都共同使用的语汇。那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结构有问题，需要向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去转变。问题是，这么一种流传多年的说法，为什么就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呢？
那么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表面来说，可以理解为提高消费比重，改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科技创新，打破垄断等等，但是熟悉中国语境的人们明白，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选择，正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说的，经济结构的改善其实是政治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进行进入政治经济学的阐述，才能明白经济结构调整的真实涵义。经济本身是镶嵌在(embedded)于一个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目前的经济结构之所以形成和固化，是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共同作用。 比如国内消费所占GDP比例不高，自然和个人和家庭在分配过程中的所得比例较低有关，而这又和个人和家庭在政治结构上权利的严重缺失相关，可以明确的说，没有人权的充分发展，自然不会有合理的分配制度，一个消费主导的经济体就是不可能的。 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其实是需要政治结构的调整为前提的，而政治结构目前的唯一思路是内部激励重组，外部强力维稳，总体上是维系一个僵化体系。因此，政治结构的调整目前来看，除了外力压力之外的强行调整，内部基本不可能进行主动调整，所以经济结构调整，是一句空话。
8. 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
2010年最高兴的还是官方。根据最新资料，２０１０年全国财政收入８３０８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４５６２亿元，增长２１．３％， 去年全国财政支出８９５７５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３２７５亿元，增长１７．４％。
对上述数据最直观的解读就是，一个攫取型的政府日益膨胀，膨胀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发展速度。或者换句话说，GDP增长带来的财富并没有被大众分享，而是用来养肥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公共机构的臃肿，冗员，低效，腐败行为是这个论断的最好支撑。
与巨额财政收入一致的还有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公众对于财政收入的支出并没有任何控制权，各种各样的支出黑洞，资产转移，等等都是这个生态的基本特征。
与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对应的是，劳动力在经济增长的分配比例最近数年来几乎没有增加。根据一些分析，劳动力报酬在经济体中的占比仅仅只有9%，这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有显著的差异。这也导致另外一个反常现象，虽然连续多年经济增长，但是最近数年中国穷人越来越多了。
在2010年的某个时段，官方曾经试图推动一个新的概念：包容性增长，虽然这个概念后来无疾而终，其实也折射出原来发展模式的困境，那就是社会的中下层并没有被包容进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发展本身的成果并不给大众带来相应的收益，那么公众为什么这么在乎一个其实和自己的收益并不太相关的GDP 数据呢？
9. 市场派经济学家边缘化
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其实和某些经济学的被重视程度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从2010年以来，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开始逐渐旁落，一方面，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在逐渐衰落，这表明原来长期以来的自由化改革的建言不被决策层待见。
从客观效果来说，最近多年以来市场派经济学家倡导的政策要点，比如打破国企垄断，放开资源要素市场，包括更有争议的土地政策，户籍政策，以及外汇管制政策等等，都如泥牛入海，不见痕迹。
另外一方面，经济学家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走下坡路，民众似乎认为经济学家对于改革带来的巨大成本视而不见，因此颇有怨恨---虽然这种指控未必公允。不过这说明了撩拨民间兴奋点的议题不再是经济发展，而是更为一般意义上全面改革。
当然，市场派经济学家边缘化是相对的，准确的说，只是经济话语的边缘化，那些能有效把握社会潮流，不再停留在原来单纯的经济领域，而是大量涉及到社会和政治结构，并进而用经济学话语来分析其中症结的学者，依旧受到公众的追捧。这方面，吴敬琏，许小年，陈志武，张维迎等等都是代表性人物。
经济学话语的这种衰退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客观上给予了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分析视角提供了更多触点，使得公众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势有了更复杂和深刻的理解。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也不一定带来公共福利，只有和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相匹配的经济发展，才是有效率的。这种多学科视角的复兴，是中国公众认知逐步成熟的必须。
10. 精英阶层的未来期许：
对于社会现实和经济走势的感受，精英阶层的话语往往提供了一种风向标。岁末年关大型机构主办的活动，是一个观察的窗口。具有深度业内影响力的财经年会选择“再辩中国模式”作为年度话题，由门户网站网易组织的经济学家年会主题为“曲折复苏，重启改革”， 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组织的年会则是“ 中国下一站， 机遇与选择”， 经济观察报的年会主题则是：“ 再思与重构”，从这些年会主题的设置来看，呈现的是知识精英们对于经济发展单一路径的不满，反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焦虑以及对更深度改革的期许。
这些冠盖云集，包括学界，媒体，法律，政府官员参与的各色人等参与的年会，其中一个反复被提到的主题是，改革，深化改革，或者是政治体制改革。当然，由于公开的语境限制，人们对于具体的改革步骤，往往都是语焉不详，欲言又止， 但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是，目前经济领域，能变革的其实已经不多，接下来要改革的经济领域，比如财政税收，土地制度，垄断国企等等，都是包含着诸多政治敏感性色彩的政经领域，这些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要害部门， 不是一个宏大部门的一纸文件可以解决的，如果真要有所行动，需要政治决策层重新积聚变革动能，或者面临来自社会的足够大的压力，目前来看，两个条件都有，但是都不充分。
总体来看，精英阶层对于社会和政治结构变化的态度，已经从明显的抵触到中性态度，部分精英甚至积极的参与到倡导行动中来，原来那种通过发展换取稳定的保守姿态逐渐失去认同。
11． 为什么经济不再重要？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波澜不惊，重要经济议题长期停滞，经济发展不再能有效刺激大部分社会阶层，那么自然可以说，经济发展不再那么重要。正如郑永年教授最近在其一篇文章里提到的： 高楼大厦、大桥公路、高铁机场等这些构成中国GDP载体的事物变得耀眼无比的时候，中国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甚至细胞，则不仅得不到生长，而且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当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分裂和怨恨的时候，意味着从有更重要的社会议题需要回应。
简单的说， 这么多年持续积累的社会矛盾已经不是经济数据所能对冲的，这其中，贫富差距，失业率，环境成本，权力腐败，这些才是更加契合社会情绪的这些支流和潜流，如今要取代经济发展的表征，而成为影响社会议程设定的最重要的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发布了一个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分析对比了世界上一些国家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的社会结构，这里面包括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等等。它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以上。
而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2011年显然还有更重要的议程，那就是权力格局的重组和传承，这是关系目前政治结构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 任何其他议题与之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事实上，细心的观察者已经可以看出，表面的人事变动，政策变化，包括政治符号的争抢等等都隐含了这个重大议题的考虑。 至于公开讨论的那些议题，那些牵动社会精英关注的话题， 比如财政税收制度，分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体系改革，国企改革，资源要素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既然可以被拖延5年，甚至10年，那么不妨继续拖延下去。
12. 宏大事件空档期
如果我们回首看最近数年的公共叙事，除了经济发展持续的高歌猛进提供的幸福想象之外，其实还有官方主导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幸福感受。 这种感受当然未必是真切的，但是官方通过有意识的新闻议程设定来影响大范围公众的心理感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等重大事件的持续进行提供了必要的传播图景，的确使得公众产生了民族荣誉，社会幸福等等的心理想象，这是一个有待去魅社会所必要的心理粘合剂。
但是从2011年开始，在接下来的数年之间，似乎是这种宏大事件的空档期。权力主导者缺乏类似的宏大事件来主导公共话语和要挟社会其他阶层的服从。建党90周年虽然可以候选成为这样的宏大事件，但是把这种早已破产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新置入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空间中，可能激发更多的反感而不是认同。
缺乏重大事件的支撑，政治精英们试图来主导社会进程的时候，就缺乏底气和说服力，尤其是政治精英们本身高度投身于权力再分配的游戏中的时候，也意味着这个群体本身的内耗增加。
在宏大事件缺席，经济发展叙事不再动人心弦的时期，如何维系一个落后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这是执政当局迄今没有应对过的挑战。
13. 历史意象和公众情绪共振
虽然2011年没有单一性的重大事件成为公共话语的重心，但是在一个暗流汹涌，情绪变幻的社会情境中，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很可能在某些特别不被欢迎的时候照进现实，并引导现实。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百年历史轮回积累下来的类似的社会焦虑和愤懑都需要在现实中得到宣泄。 今天和百年前社会图景的对比，政治的昏庸等等对比性的历史意象经过无数自由派学者的强大叙述，已经成为社会精英阶层中极大的心理意象，那就是类似清末的衰败和变革的双重奏，当这种心理意象和当下的社会冲突事件像关联，相互强化的时候，很容易引发人们模仿性行为，这种跨时空的情境联想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增加了既有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同时考虑到既有政治结构的惊弓之鸟的心态，在应对日常性的社会抗争的时候，很容易反应失当，导致查枪走火，引发连锁性的社会嬗变。这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蝴蝶效应。
参照最近数年来社会冲突的规律，2011年常规性的冲突也自然不可避免。可以合理预测的是，由于公众参与范围的广泛和深入，由于信息传播的快速，同样性质的社会冲突往往会掀起更强烈的社会舆论热潮。地方政府和单个机构已经无法有效应对这种表面原因可能简单而背景复杂无比的社会冲突事件，任何一个点上的冲突，都可能激化为整体性的社会危机。钱云会事件就是这种典型案件。
14．重新设定社会议程。
基于上述分析性的描述，以经济发展为主轴的“中国故事”已经失去了那种让人激动人心的力量，毕竟随着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门槛，公众的偏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温饱，住房之类物质财富，虽然依旧是公众关注的基础，但是基于人性之上的那些基本价值，比如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等等开始成为主流的叙事话语。
其实，对于中国社会有一定认知的人们，都早已明白中国社会内在的断裂，权力的日益衰败，经济发展带来的光环虽然亮丽，但是已经难以一俊遮百丑，30年以经济发展换取社会稳定的统治秘笈已经不再有效，社会需要新的治理机制。当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叫嚷到达顶点的时候，中国模式其实已经破产。
经济发展给了官僚系统自信，能力和骄横。现在他们会惊讶的发现，经济发展不再重要，GDP高增长也没有相应的降低社会不满和社会冲突，原来的发展型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一个多方主体参与的权利博弈游戏。官员们惊恐的发现，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处在网络舆论的炮声中，而原来可以依赖的管控手段不再起作用，原来信赖的上级领导也会在关键的时候和下层进行责任切割，甚至把下级当成替罪羊。当经济发展不再重要的时候，长期习惯于GDP主义的官僚系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措，他们需要新的社会规则来引导和制约，社会需要新的运行程序和规范以及基于这些规则和程序之上的公平公正的价值共识。那种粗鄙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叙述需要退隐，社会需要启动新的进程，来回应和解决长期滞后的关键性的社会和政治议题。
那变革的动力机制在哪里？其实，历史发展从来不缺乏动力，缺乏的是发现。比如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的确成为民间社会重要的赋权机制，更多的公民们有意愿，有闲暇，有物质基础来参与更多的公共事务。另外，由于信息传播机制的变化，民间社会在话语权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官方控制的话语平台影响力在下降。 虽然无从充分论证，但是我们可以乐观的认定，民间社会已经不再处在襁褓之中，民间社会已经可以有效的参与社会议程设定。
社会变革从来不遵循定势，因此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想象力，突尼斯最近的变化其实就是挑战着我们的思维定势，一个经济发展不错的北非，就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公众对于社会腐败的愤怒成为基本的情绪之后，极端偶然的事件，比如一个水果摊贩的自焚，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抗议事件，最终导致独裁者和专制体制的倒塌。告别不可能的思维定势和悲观情绪，新的故事就会展现。
经济叙事不再主导社会进程，基于经济发展形成的多元社会力量如何协同博弈，推动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优化，才是最新的最激动人心的主题。
20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