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不幸文人幸
——读吴晓波《大败局（十周年套装纪念版）》
文/张小平
自
《大败局》不但让吴晓波的“财经作家”头衔之前平添了“著名”二字，而且也让他拥有了一个可持续性品牌——2007年，作者接着推出了《大败局Ⅱ》，同样大受欢迎；2000年末，出版社把这两本书又合在一起推出了《大败局（十周年套装纪念版）》；而最近两、三年，中国企业家失败落马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黄光裕、比如兰世立，这又为吴晓波捉笔创作《大败局Ⅲ》提供了生动、充足的素材。
市场上也不乏跟风之作，仅我的书架上相似题材的书籍就有：《企业家大败局》、《风投大败局》、《大涅槃》、《原罪》等等。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清代诗人赵翼《题元遗山集》中的名句。而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大败局》，也不由得我发出“商人不幸文人幸”的感慨。
中国企业家们为什么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跌跌不休呢？吴晓波在《大败局Ⅱ》的自序《关于“中国式失败”的思考》一文里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将之归纳为三点：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扰；职业精神的缺失。
而我在了解了这么多失败企业家的经历以后，有一个最深切的感慨，就是：他们太快了！
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的110多年历史中，中国的经济除了在上个世纪20年代拥有十几年的黄金发展期以外，因为战争、政治运动等外部原因，跌入了长达四、五十年的“熊市”之中。一直到1978年才重新焕发出生机。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的诗词形象地写出了历经浩劫后的中国人要求发展经济的迫切心理。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最著名的口号之一。
其实，就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领域内也适时地出现了“速度竞争”学说，亦称“时基竞争”（Time-Based Competition）。1988年小乔治·斯托克发表了《时间：下一个竞争优势的源泉》一文，提出了以时间为基础的竞争，认为那些能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满足顾客需求的企业，会比同一领域的其它企业增长得更快，获得更多利润。他提出：“应该把时间作为一种战略武器，它与资金、生产率、质量、甚至创新同等重要。”1990年，斯托克和霍特在其著作《与时间竞争》一书中也指出：今天的创新是以时间为基础的竞争。而改革开放的中国，无疑成为了“速度竞争”学说最佳的实验区。
但是，如果企业发展速度太快，种种制约因素便迅速暴露出来。内部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企业规模、企业信息化程度、员工素质、管理水平、现金流控制、企业家自身素质和法律意识等等；而最让企业家头痛的，则是来自于外部的制约因素，如相关制度、法律、社会风尚等的严重滞后。
快慢相间，这是太极拳的一个显著特点。太极拳在行功走架时又要求快慢相间。转关处宜慢，过了转关处要逐渐加快，过了力点再转慢。慢能慢到十分，快能快到十分。这样的快慢相间运动，使太极拳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气势磅礴，运用时达到“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的境界。而企业的快慢不协调，造成了严重的失衡甚至失控现象。
于是我们看到：史玉柱好高骛远，把原规划38层的楼非要加盖到70层，导致管理失控、资金链断裂，巨人集团几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顾雏军大肆并购的战车，则倾覆在由“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历史转角处；在汽车行业昂首阔步、独领风骚的仰融，政治方面的嗅觉却几近钝化，以至于陷足于危险的政商雷区而浑然不觉；兰世立想在民营航空领域一飞冲天，但自身的实力不够，又骄横到不屑于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擦抹更多的润滑油，所以最终折戟于蓝天白云之间……
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既快速又稳健，新加坡便是一个成功的先例。但当时新加坡总人口才300多万，比中国很多中等城市的人口总数还少。比起中国这艘笨重而朽迈的巨轮，地窄人稀的新加坡自然船小好掉头，灵活性要大得多。
在整个国家的加速运行中，企业家群体成为冲在最前面的“先锋军”，自然也避免不了“试错品”的历史性宿命。制度的约束，法律的滞后，信仰的迷失，商业精神的匮乏……这种种因素，导致企业家们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少部分人可能冲出一条生路，但大多数人会碰撞得头破血流、甚至人仰马翻。
《大败局》之类书籍的畅销，既是企业家群体的悲剧，也是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的悲剧。但我企盼并相信，未来30年，《大败局》将难以为继，文人墨客们只得改弦更张，谋划新的图书畅销品种，比如《大赢家》、比如《基业长青》。
——原文刊于2011年1月号《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大败局（十周年套装纪念版）》
吴晓波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年12月第1版
定价：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