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走出循环套

    以梁启超为先锋的近代史学革命，其关键的一点，是以进化史观取代循环史观。受其影响，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人，多半便以进化的眼睛看宇宙、看社会、看文化，但也有一些知识人对进化论提出质疑，觉得许多历史现象，特别是精神价值创造现象(如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此外，即使认定人类社会的历史总趋向是进化，也不能不看到，历史流程中确有许多循环现象，造就是周期性的重复。例如分——合——分——合——分和乱——治——乱——治——乱就不断也重复。史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循环套”。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九三九年出版)中举了若干“循环套”现象，其中有一种很值得今天的中国注意。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份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的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大大的长进。加上有志之士除了做官之外，其他路子均不通畅，便都拥挤到官场里，使衙门的数目愈来愈多，官吏的队伍愈来愈庞大，而国家养不起庞大的官僚集团，薪俸不足，于是官吏便贪污得愈来愈厉害。清朝嘉庆年间，有名的贪污权臣和坤，积有的私产高达九亿两银子。官场的腐败自然引起民愤。老百姓的日子本就不好过，看到官场如此黑暗，便抗议、反叛、揭竿而起，于是革命，于是灭亡。造就是新政——腐败——革命的循环套。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一个朝代能走出这个符咒似的循环套。社会主义新中国能否走出这一套子，是世界的眼睛所关注的。一九四九年之后，党中央领袖似乎看到这一历史魔圈，因此他一再警告胜利者注意“糖衣炮弹”，并通过不断革命的策略来杜绝腐败，力图走出可怕的循环套。可惜他的革命用力太重太猛，伤害太多人不说，还窒息了社会自生长自组织的活力，结果走向失败。邓小平终止阶级斗争，打开久锁的大门，这给中国带来生机，但也带来贪污“腐败”这一副产品。有这副产品并不奇怪，令人关心的是中国在副产品产生之后能否走出恶性的循环套，避免暴力革命。我不是历史宿命论者，因此觉得中国仍然有走出循环套的可能。但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光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建设一套制约腐败的机制，包括自由新闻系统这强大的监督机制。陈希同——王宝森集团的贪污案已敲下警钟：中国正是走向腐败的循环套，但尚未走到循环套的最低点(临界点)，如果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不加改革，这个临界点就会到来，中国历史就要出现一次新的轮回。

                                            原载《明报》1997.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