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千百之十汉语思想》是余世存先生对最近十年学人思想的回顾，余先生说“我们时代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家仍少有人闻问或被误解地存在着。”现实的确如此，即使闻其名，但识得其关怀和观念的人也不甚众。基于此，余先生在此浩浩长卷中描述了当代汉语思想界活跃的一群学者的概貌，是对中国汉语世界里思想者的一次梳理也是深刻反思。诚如先生所言“十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这十年的汉语思想尚未能建构起吾人生存的意义、价值和坐标。我们只须切记，我们不仅只活着这十年，不仅只活在当下，这盛世繁华只是为未来做了准备。诚如佛语，法华一会未散，弥勒已然降生。”
因原文较长，在此仅作摘录，希各博友耐心品读，定然受益。下附全文链接，可浏览全文，得领余先生全文之真髓。
千百之十的汉语思想
——应新周刊之请而作
余世存
十年前的春天，当我写就《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时，我有一种庖丁解牛拔刀四顾的感觉。我当时检阅并夸示了四五一代的成绩，推演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新特征。但很快，我为自己的乐观预言不断地检讨，再三批评自己并反思文明的坎陷和新生，我为大陆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而高兴，也为汉语世界的沦落而痛惜。 “中国不思”，“中国价值无足称道”，“低福利低人权的中国模式”，“中国人无信仰”，“中国无自由人”……不仅是转型中国社会自知的短板，也是文明世界的悲悯共识。
只要趋近文明主流，践行真理的大道，我们就会出于天良和理性去敬畏他者，而非膜拜、服从某种权威。虽然，存在本身即是意义，但存在仍需要交待、需要表达。这也就是现代文明个体不可代替的原因，不可被代表的原因。停下被代表的状态，请不要代表他人，让他代表他自己：这是我国族十年来痛切的认知，是我人民十年来无望的梦想。
这种“被代表”使得我们跟文明世界拉开了距离。借助韩寒的句式，有两种知识和文字产品，一种叫知识，一种叫中国知识。这十年的汉语世界，借助于中特、文化多样性、国情等名义屏蔽他国文化，肢解世界知识，使得大陆中国流行、发布的是中国知识，它们污染了民众的视野和心灵。在参与这种代表的闹剧里，喻权域、何祚庥、王兆山、余秋雨、孔庆东、芮成钢……等人只是帮闲乃至帮凶十足的跳梁；《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一类的自大言说不过是脑残者呓语。虽然，他们仍成功地污染了社会；在市场一类的共谋里，他们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我们社会的表现，不是以清明的理性议论，一较短长，而是借权借势打压对方；不是尊重对方，而是嘲笑和诅咒对方。一些望重一时的作家、学人、思想者，此时甚至放弃了人格、知识和思想的自尊，而代表吾人和国家民族，其实借权势膨胀。王蒙、余华一类的文人表现可以不出意外，汪晖、刘小枫一类的学人破门，出书斋而入市场、厕身皇城根下，却让人大跌眼镜。刘小枫缪托毛泽东知己，汪晖注释中国不会崩溃……
当然，公正地说，左翼思潮的壮怀激烈或别有用心仍有坚持努力的可圈可点。甚至行动者们，如茅于轼的小额贷款、姚立法的票选代表、李昌平的三农实话、温铁军的乡村建设、于建嵘的维权实践……在为平民大众呐喊或服务的实践中都有着不小的成绩。一直到最近，甘阳、汪晖、刘小枫们先后公开立场，这些左翼思潮有过不同的层面、不同阶段的表现。或知识精英，或文化商人，此起彼伏，轮番轰炸，直到吾人心智昏乱而不知所以。
80年代的经济建设话语压倒了此前的阶级斗争话语，90年代的学问几乎屏蔽了80年代的思想，最近十年的专家学者姿态或私己话语否定了90年代的关怀和精神……直到今天，这种包含时代、地域、技术、阶层或人群的代际替换仍得势张扬地占据了人们的心地，使得人们走马观花，或成为这些各类知识巫师及产品的跑马场。这种知识或说符号资本在此十年的膨胀，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砖家”、“叫兽”。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大陆中国在失教失范、无信无诚、不思不识之后的仿真、伪善和傻美生存，一种文明史上罕见的经济物性生存。
这种经济物性，借助于稳定之河蟹，横行屏蔽了一切可能的异端。这中间，最值得悲慨的，莫过于那些没有度过漫漫长夜的老一代思想者、中国圣贤以及中年一代仁者、志者，他们的言路、思路在市场时代只能平等地接受大众的检阅、质疑和选择，却悲剧性地或为权力镇制、或为市场倾覆，几乎及身而没。黄万里、吴祖光、李慎之、王若望、何家栋、赵紫阳、刘宾雁、杨宪益、朱厚泽、李普……已经停止了他们的守望，而回永久的故乡；杨小凯、蔡定剑……得宪政天命之召唤，却中途魂归道山。这些多少或坚持理想、或学步文明的华族儿女，有感即应，清明自持，不平则鸣。他们的离开，使得活着的心灵更为孤独，更少有人闻问，更具有悲剧。
在检讨汉语思想十年的表现时，无庸置疑，我们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考察社会的乃至政治经济的变迁。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对此缺乏观察、分析、判断、命名。除了借助于官学、西学的观念、名词，如改革，如后极权时代，如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等等，我们给这个变迁社会的民众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之少。这其中，可以称道的原创性观念，如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类人孩、次法西斯社会、中国劫……也仅仅是现象的描述，而少有对社会结构的深度观察。
（中）
马克思曾观察资本的运行，以为其有违人的良心，并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在当代中国没有例外。货币资本吃利、权力资本吃人、符号资本吃名……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最为奇特的繁荣游戏。如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运行的多为斗争游戏一样，吾人卷入其中而无能也多无意自拔。这种朝三暮四的游戏在调整后，让今天卷入人生资产化或房产化的人们无能也多无意自拔。自然，朝斗争暮食货的游戏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狙公再做调整，近三年来唱红打黑和计划绿色经济先后登场的“重庆模式”即是一个局部的表现。中国人曾宣讲过经济理性、高消费的重要，在原子个人如此泛滥之后，中国人再度宣讲崇高、良知、心态的重要……中国人也讲过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为了中国；此后中国人更讲爱国，爱国是为了保护自己……一句话，由名利资产带来的饮食男女，以及由饮食男女带来的名利资产，成为我们当代最为根本的个人和社会生活。
这种经济能量的辐射，也在文化上有所表现。那些流浪的作家、学者、艺术家、经济学家们纷纷迁移，他们自身的人生发展不论，他们确实以参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构成了他们生存的主体。朱大可、杨恒均从澳洲回来了，木心、陈丹青从美国回来了，多多、陆兴华从欧洲回来了，杨小凯、郑永年、丁学良、北岛、张五常、金庸、李泽厚……等则多次出入大陆。他们的回归、介入或亮相，自然各有道理，如李泽厚先生，有着“思想界的邓小平”之称，他的实用主义中国发展观跟邓异曲同工，他当然乐观大陆的经济成绩；杨小凯先生，则以经济学家的天分进入到宪政领域，他提醒胜利者要帮助失败的对手，并且再三告诫后发不仅有优势，更有劣势；北岛有“失败之书”，他记得“时间的玫瑰”；郑永年在左右、中外多进行情绪表达之际，为中国的执政原则和外交哲学做清明理性的分析……这种能量的吸附性如此之强，甚至那些大陆一度流浪到体制外或以体制外姿态表达的学人都再度回到体制内，沈志华回去了，谢泳回去了，温铁军回去了；当然，陈丹青进去又出来了……
这种大陆中国吸引力，使得陈冠中、吴兴文、张大春、张铁志、高信疆等香港同胞、台湾同胞也纷纷迁居北京、上海。港台文化人参与了大陆社会的演变，吴兴文狷介，独具慧眼，为我们移介了韦伯、唐德刚等大才通儒的著作；陈冠中绅士，从容观察，在大陆作家缺席时报告了《盛世》的真相；龙应台执着，大江大海，翻腾起1949的风雨苍黄……
自然，我们大陆坚守的作家学者也借助于媒体、网络等传播形式，或者立言立功，或者加入了上帝无言下的众生狂欢、盛世喧哗。徐友渔平实，退而不休；崔卫平雅言，文而质义；廖亦武童趣，述而少作；艾晓明诚挚，有闻即录；李银河前卫，性比天高；艾神力行，托孤寄命，一呼百应地以身检验盛世的冷漠和罪恶；野夫陈情，挽歌尘世，在个人的记忆里明认国民的恐惧和残忍……
周有光以百岁老人的阅历，为人们难以索解的经济建设成就盖棺定论，没有什么奇迹，只有常规；韩寒青春少年，成为大众文化时代需要也配其需要的社会英雄，没有中国逻辑，只有逻辑；秦晖博学，在政治经济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底线伦理，他不厌其烦诉说着“大家长掌勺”的“低人权低福利”等等，这一大师洞见下的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汉语世界最可贵的伦理共识；陈子明沉潜而坚忍，几乎孤身一人阐述一个中国公民的现代化论纲；孙立平观察社会，是这个游戏社会极少数平实的先知之一，他指陈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跟其他先知如吴思先生、陈志武先生、刘力群先生的观察一道道破了社会发展的真相和本质。由于结构定型，中下层人民的制度改革学舌最终都是春梦一场；官家主义的经济发展冲动，最终建立起的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庞大规模的政府；不仅啃老的年轻人难以通过知识、勤奋改变命运，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形格势禁、势力划分严明的繁荣市场奇特地使得中国社会“未富即老”……
（下）
圣贤寂寞，英雄无路，才人命薄，赋到沧桑诗才工，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通例，因此，我们时代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家仍少有人闻问或被误解地存在着。王康先生已经“天下谁人不识”，但识得其关怀和观念的人寥寥无几。他是百年来善养浩然之气且一以贯之的大思想家，在立言层面，他天然拒绝了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反复、狂而后贤或贤而后圣，而将大人君子、圣贤国士的忧患以及亲友的细致关怀统一起来；毛喻原先生在同龄人中是最为清白、最少受污染的思想家，他编辑的个人刊物《汉箴》是最近几年思想性极高的平台，至于他自己则执着地表达着存在的可能性，他可能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存在主义思想家，是我们中国的“克尔凯廓尔”；陆兴华先生在域外参悟西人知识谱系，回国自立，他对当代文化现象和知识人的批评有着不留情面的尖锐，他艰涩的文字表明他尚未度过自己的青春期；刘自立先生退休后开始了政论写作，他以边缘思想家的视野、原则孤独地拷问着犬儒时代的学人，他的文字也考验着我们的耐心；顾则徐先生中年退出体制，在盛世里一度以方便面、白菜度日，这位博览群书的思想家，以参透人性的悲悯打量中国的人物和文明，他传记的朱德是我们遗忘一世之久的中国人物，在他笔下，朱德成为20世纪中国最痛苦的政治家，一如其他论者所言鲁迅是最痛苦的文人，陈寅恪是最痛苦的学人，这些中国圣贤念兹在兹的极少个人的食色，而是中国的繁荣进步，中国的民胞物与……
但是，如周有光所说，我们应该以世界看中国，以历史看中国；而非坐井观天，或夜郎自大。如果我们能够视野置放于全球化之中，我们就知道汉语世界的思想精神是如何地可怜；而把历史拉长，看看我们的先辈，如民国思想，如龚自珍的才学，由此上溯，看看自曹雪芹、王明阳、朱熹、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白居易、李白、杜甫……等中国精英的文字，我们就知道，当代的汉语世界是何等地贫乏。这种贫乏，首先在于汉语人少有能够安于本分，而是不免于盛世的诱惑，不能免俗地与时迁移；因此，汉语人少有在知识论上获得健全的意识，少有在知识的总量上继承或接管文明的财富。
通儒型的思想者、汇通型的学人在当代是极其罕见的，绝大多数学人不过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纸上谈兵，绝大多数思想的爱好者不过有一线思想的闪光即讪君卖直，绝大多数的表达不过是在市场上表达自己或帮忙帮闲。 “无需敬畏自然”、“谁叫你生在中国”、“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这些知识资本或符号资本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们能够如此横行于我们的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尚未摆脱传统文明中那种治乱循环，自以为代表中国的人们并未能把中国带入持续不断的变迁。在当代的世界知识总量里，汉语知识所占的比例极为可怜，思想产品、价值观、逻辑框架、人格精神，等等，更是等于没有，十数亿人的头脑和心灵的产出略等于零。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出版总值略等于欧洲一家出版社的销售额，这一事实足以使吾人羞惭。
三大资本横行于盛世，却压制民间任何自我发展、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空间。“他拿着枪，你买把水果刀就算凶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载个黄片就算流氓；他大发横财，你摆个摊就算违法；他住高楼别墅，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我在想，他这么牛逼，为什么还如此恐惧？”但这种理解如果成为个人或一时的社会心理，则只是阿Q“精神胜利法则”的变种。因为镇压并不必然出于恐惧。马克思早就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他们不是恐惧，而是如历史教科书说晚清官吏的“懑憨”、“愚昧”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挟中国自重，对内不能给民众足够的福祉，对外不能维护地区的安全和平，相处则以自家的丑陋为“中国价值”。
因此，公正地说，精英并不恐惧。遗憾的是，“他们恐惧”几乎成为了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共识，甚至余英时教授也曾在笑谈中认可这一说法。其实，细究起来，他们不是恐惧，他们只是兽性的残忍；或者说，他们对上恐惧，他们对下几乎没有恐惧。这也是经济繁荣社会里群体性和个体性灾难不断的原因，是权力资本、商业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垄断、冷漠和残忍制造了罪恶、灾难的原因。
把恐惧心理移诸民众身上可以成立，确实，我们承认，活在盛世里的个体如吾人者是恐惧的。把恐惧心理移诸牛逼精英身上可以成立，确实，他们面对中国发展的事实，王顾左右，做闲适状，发大师语，口含天宪，动辄代表中国，绑架中国、知识、学问，他们无能无意揭露真相，无能无意探求中国发展的本质，他们宁愿在盛世中做坐稳了分享红利位置的奴才，宁愿吃人肉馒头以求得小康……他们犬儒而牛逼，因为他们恐惧！
因此，在结束这篇粗浅的十年思想回顾之际，我必须向同行表示歉意：我的判断可能夸大其辞，我的阅读可能断章取义。所作不失，无作未得。我们都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接受检验，这种历史的审判非当下盛世给予的各类奖励和表彰，而是时空中的消息。我国家民族的发展仍在阶段性的路上，我们仍在努力，十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这十年的汉语思想尚未能建构起吾人生存的意义、价值和坐标。我们只须切记，我们不仅只活着这十年，不仅只活在当下，这盛世繁华只是为未来做了准备。诚如佛语，法华一会未散，弥勒已然降生。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问历史学家维特克：“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特克说：“不必，只要四句德国谚语就够了。1.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2.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3.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4.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这样的历史观其实在各大文明中都有类似的表述。就在一个多月前，上海大火后自发凭吊的队伍里，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举着打印的标语：“人在做天在看！”汉语世界的思想者们，也将带着自己的答卷接受时间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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