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感悟曹思源(4)

七、被迫下海

曹思源记得，北京有关方面曾主持召开了一个“时局与选择”研讨会，中央电视台记者到会场录制了十个人的演讲，播放时曹思源排在第一个，而且选在新闻联播刚刚结束之后的时间，整整放了16分种，影响很大。他演讲的题目是“要让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会议的发言”。他说，所谓“旁听”，其实用不着跋山涉水，就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直播全国人大会上的发言，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听。这个意见反响特别强烈，很多人写信给中央电视台，给予很高评价。他演讲的现场，很多人都鼓掌。一些听众认为：“讲到我们心里去了”。但群众的拥护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不安，就此，国务院开了一次常务会议，财政部有位领导提出：“改革要一步一步地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这话当然是对的，但他引用的例子却说：“比如你们国务院办公厅的曹思源提出‘人大旁听制’，能做得到吗？”当时国务院办公厅的副秘书长说：“曹思源现在不在国办了，调到体改委去了。”说话的语气，好像曹思源是个祸水。当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副主任高尚全和贺光辉都不知道曹思源提了什么建议，对其观点的对错也浑然不知。领导们回来后大发脾气说：“曹思源提什么建议，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通过组织！”曹思源的顶头上司在他办公桌上留下一张纸条：“今后未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到电视台发表演讲。”曹思源感到不解，便和司长吵了一架。他理直气壮地说：“中央电视台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不能到中央电视台演讲？我又不是在台湾的电视台演讲，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当时是意气用事，没有考虑后果或影响，这样当着领导的面一吵，就没法继续呆下去了。后来报纸上刊登曹思源的文章，一些读者评论说：“国家是不是又要采取什么政策了？”其实，他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喜欢把某个人的观点和他所服务的单位联系起来，把身居重要部门的有关人员的文章和国家政策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常规性的错误。其实，署名“曹思源”的文章，就是曹思源个人的文章，并不代表中央政府的观点，领导对他有意见可以理解，但他个人认为是很冤枉的。后来他给另外一家报纸写文章，特别强调不要署名“国家体改委”或“国务院”，就署名“北京读者曹思源”，这总行了吧！但他的领导说：“这也不行，只要写‘曹思源’，人家就以为是体改委的。”这就很糟糕了，他的生存空间狭小了。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回到原单位（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跟老朋友和老同事聊天。他们说：“老曹是不是快要提拔了？要坐直升机了？你们党委到我们这里来调查你了。”当时提干是要调查的，他知道自己根本提不了，都挨批了还提拔什么啊。但这个信息使他知道，有人在背后对他采取组织手段进行调查，想看他干过什么坏事。他觉得很屈辱，在电视台演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即使讲话有点出格也是工作上的问题、观点上的不同，“你们竟然给我来个秘密调查，我怎么继续呆下去！”于是，他的第一反映便是想走。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他通过思考、掂量，认为以前搞破产法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尚且存在阻力，下一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更敏感，更尖锐，更不能为机关所容。机关要的是传令兵，只会说“是！好！就这样！”而他总有自己的想法，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条建议，机关受不了。所以他觉得，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下海，从基础工作入手，启发民智，讲道理。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问题的，是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基础工作做起。基于这两个原因，他走出红墙，下海了。

八、红墙内外话得失

下海后，曹思源摆脱了“御用文人”身份的羁绊，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对其中的得失，他倒觉得无所谓。他从小学就喜欢哲学，读初中一年级时，他就看完了艾思奇的《哲学问答》。这在一般人看来，初一的学生爱看十分枯燥的哲学著作，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喜欢哲学，很早就思考那些形而上的问题。所以他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得失也是人间常态，人生不可能总是直线前进。这样认识到有得有失，心理就踏实了许多。他觉得，一个思想者，往往得的少，失的多，得的是思想，是人生感悟和智慧，失去的却是财富或物资利益。

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独创的思想占了相当分量。人们经常说“优胜劣汰”，能力差的、没思想的要淘汰掉。但我们的某些机关很奇怪，恰恰实行的是逆向淘汰，把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淘汰掉；把拍马屁的、阿谀奉承的庸才，以及那些规规矩矩的、没有创造性的人留了下来，而且那些平庸之辈常常排挤、打击和压制真正的精英。他们期望的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甚至是升到更高的职位。这样的机关虽然看起来稳定，但扼杀了活力。曹思源那时在国家体改委，可以说到了金字塔的尖上，但最后还是决定下海。这其中的细节或恩怨不论，总之他从最顶端到了最基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被“淘汰”了。但天性乐观的曹思源认为，尽管他带着遗憾离开了国务院直属机关，但他在红墙内，毕竟充分利用了很优越的条件。他提出了破产法的设想，拟出了法律草案，又作为官方破产法起草小组的组长，作为试点的发起人，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他在破产法里宣传自己的思想，提出经过认真思考后的主张，然后搞“院外活动”，说服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对此，他是有成就感的。要说收获，这便是收获，他得到了“曹破产”的名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成果。没有国务院这样大而高的平台，一个白丁，或者一所大学的教授，不可能做出这样大手笔的文章。然而，另一方面，那时，他住在中南海，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白天应付正常的差事，晚上又拼命地加班加点，他没有得到一分钱奖金，没有领受一枚奖章，晋级升职更是没有指望。有人说：“你真亏啊！”但他说“不亏”，是他利用了国务院的条件，而不是国务院利用了他。他不是给某个人卖命，而是给社会卖命，给老百姓卖命。他没有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虽然他当时的压力很大，但“大不了再回到景德镇去”。有了这种思想准备，做起事来也就无所畏惧了。

当然，从实际利益来看，在具体的待遇方面，他还是失去了很多。他在国务院办公厅时，正逢工资改革，像他这样“文革”以前的大学生、“文革”后最早的研究生，发表了那么多文章，有那么多大家认可的成果，在国务院一般是处级，很多人是局级。当时实行工资定级，他本来应该是局级或副局级，但他实际上只是个主任科员。这个级别相当于办公室里一个端茶递水的小姑娘。这小姑娘被定为办公室秘书，收发文件，级别就是主任科员。她才二十出头，而曹思源却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在待遇上，竟跟她一样。

面对这种状况和待遇，他有没有愤怒？有的。但是他想：不能为了这点工资待遇而停止工作。“我要闹情绪就不好了，那会影响我的身体”。所以他只有发泄。每次忙完后下楼吃饭时，他就用拳头锤打那一堵墙，同事问是干什么，他只能回答是“锻炼身体”。他恨哪！明显是欺负人么。而且那个环境还不让你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了一点工资还说得出口？人家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连命都不要了，你还讲什么工资待遇！这提不到桌面上来”。所以，他只好吃哑巴亏，但他的工作还是老老实实地照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