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读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在探求其心智的源头和演变，观山河所以存，观生民所以养。无数的生命走过他们自己的轨迹，汇成文化的大海。这每一条的轨迹都与我的生命有关。个体生命会消融，而他的影响已留在周围人的生命里，记载在史书里，熔铸在历史遗迹里，遗落在他曾如此热情地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上。这种影响在无限广阔的时空里传播、增长广大，在冥冥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影响着他们的选择。仁人志士的产生，往往是受了前人的影响。翻开一本发黄的史书，不觉入胜，我祖先之中，竟有如此伟大之人格生活于此土地之上，从而立志奋发，会聚群英，内成就一代豪杰，外开历史之新篇章。对真理的追寻通过历史薪火相传。一个民族真正的进步也常来自于对其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失去了历史的坐标系，发展就失去的方向。
读《史记》的前四篇本纪，荡气回肠，浩然大公，如《周易》中乾坤二卦，统领六十四卦，而有一种立于源头俯瞰变化的超越感。这四篇本纪描述了一个恢宏的上古世界，充溢着人文精神，纯朴的先民用他们的智慧与勤勉开创了后代历史的基业。德行是这里最高的标准，对崇高精神境界的仰望，对至善的探讨追寻，为民族的付出，对生命的尊重构成了先民的精神世界。
我们会怀疑，这样一个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吗？尤其是近代以来，遗古派的思潮开始出现，但这并不妨碍这四篇本纪对先民精神面貌的展现。且不论《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已多被考古发掘及文献考据证实，对于其中无法证实的一部份，《史记》的文字即使不准确也可由之作模糊的推断。我们不妨引入“文化的真实性”这一概念，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许有误，也许这一故事为后人层累式的构造，但恰恰是这一构造而不是精确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后人对世界的看法。尧舜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而其作为中华文明德行的楷模、人文精神的源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尧舜也许是假，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却是真，是无数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对人性的呼唤。因此尧舜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心中却是真实存在的，与此相关的众多仁人志士的终生付出及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是无法被考古发现所消解的。因此尧舜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不是这样两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我们可以说，每个以尧舜为精神楷模而追寻理想世界的中国读书人，都是尧舜的化身，是这个“文化的尧舜”的一部份。尧舜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潮流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符号。个每个文明传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许多现象只有从这一民族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出发，才能理解其意义和价值。自家人说自家话才最亲切有味，若讲外乡话则显别扭。如理解中国历史，首先应了解的就是儒家的史学传统并佛教和道教对看历史的维度。
更进一步，任何对历史的判断都基于一定的文化立场，如现在我们的立场就常是科学的立场，但科学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会不断变化，也只是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至少不能以之取代人文之纬度。文化是精神与物质的总合，楼于烈先生将其分成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四个侧面。文化基于一群特定的人的生命体验，即非为所有人所体验到，亦非一种永不更改的体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印度教徒，他们对历史的看法都带有自己文化的特点。如果承认个体生命体验的平等性，也应承认文化的平等性。
承认此平等性之后，才能展开文明的对话。对话本身没有固定的答案，是一种现象，一种生命体验，双方在对话中互相学习，完善着自己。这种对话是可能的，因为没有永恒不变的某种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自身都在不断调整、进步。从历史上看，这种对话恰恰是进步的源动力。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这一高大而有些粗放的黄帝形象，仿佛带着我们的先民们从远古的懵懂中走来。从中看到的，是在上古的洪荒之中，一颗爱民的赤子之心和平治天下的气象。那时的社会还很原始，先民们要在大自然中艰难地生存，与各种野兽打交道。“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生而为人，便有一种灵秀之气，要在茫茫混沌之中开辟出一个文明的图景来。于是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在文明的开拓之初，也并没有很强的征服欲，没有与自然的对立，只是寻找一种属于人的最自然的生活，慢慢就找到了，也很欣喜。“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上古有许多征伐，及至伯夷叔齐便提出“以暴抑暴”不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觉醒。
我曾到过黄陵县，一个古朴清灵的小镇，难得的没有沾染太多商业的气息。沮水蜿蜒地流过，青山侧立，街道曲折。到达的当天晚上我在一个广场上散步，有许多人在广场上跳舞，孩子们在广场上晚飞碟，不远处青山的轮廓格外深沉。陵区非常雄伟，树木荫郁，有千年以上的古柏三万余棵。在陵区中我碰到一群学导游专业的大学生，正在实习，他们认真地观察着陵中的一草一木，作着笔记。有的在练习讲解，互相指正。陵区中有百家姓溯源的介绍，说百家姓氏都出自黄帝，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皇帝为共同的祖先。（此说法很可疑）我曾焚香三柱，以祭祀黄帝先灵，祝曰：我不愿一家一人之福，我华夏儿女皆轩辕黄帝之后人，只愿天下和平，家家和睦，我华夏文明之精神源远流长。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五帝本纪》
在所有的事物中，人的心灵最不可捉摸，对我们的影响也最大。我们能生存至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足够的关爱，因为我们遇到了几位好老师，点燃了我们内心对真善美的希冀。这样一个老师对我们而言，是不是也“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呢？当有人要为我们写一部历史的时候，我们也最希望能记下这些对我们帮助最大的人、令我们感动的瞬间。这些对尧的记载即是有偏差，也是先民们对美好人格之希冀的凝结。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我曾登上泰山的尧观顶看日出，于日出之时诵读《大学》，心中澄然达观。当时正值国庆，秋风瑟瑟，百木缤纷。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史记上前四篇本纪的记载多对人德行的描述，以几个深动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气象胸襟、生命的图景，从中也许更能看到历史的真实。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一般人更关心的当然是他在任期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得失，对于他的内心、他的童年和家庭，我们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视。其实这些也许恰恰是决定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命运的生命密码。舜孝顺父母而感化天下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这是人们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历史知识。历史有很复杂的一面，也有很简单的一面，舜的故事昭示我们，改变天下的枢纽就在我们的内心。他由一介庶民，做好自己的本分，不断地修养身心，最终成为圣人，成为天子。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于，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琻，行山□木。与益予觽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觽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觽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琻。”十六字最直白的描述，便可猜想大禹走了多少路程，历尽多少艰辛，其奉献苍生的心又是多么的纯粹，他面对这些又是多么的平静。禹是一个很朴实的人。舜与禹、皋陶讨论治国，皋陶讲了许多修身的原则，而禹只是说他“思日孳孳”，看到民众的苦难，只知道夜以继日地付出。两人一重理论，一重实践，气象可见一斑。
提到大禹治水，许多民族的传说里都有相应的记载。我的祖母是土家族人，土家族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向王廪君曾帮助大禹治水，治理长江的支流清江河。相传向王年少的时候就非常勇敢，有一次与许多孩子一起遇到一头野牛冲过来，其它孩子都跑掉了，向王与野牛搏斗，拔下了它的一支角。后来向王手中就有一支号角，向王吹号的声音大，清江就涨水，声音小水也小。向王和族人比试射箭和造船，成为部落首领。向王娶了盐水女神为妻，夫妻恩爱，后来妻子为了丈夫能带领族人开拓疆域牺牲了自己，丈夫完成事业后也殉情而终。这样一个故事与大禹的故事比起来，大禹“为人敏给克勤；其箰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闻善言则拜”，更崇德行而有一种理性的精神。
大禹治水也是先民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开创文明蓝图的一个缩影。那时地长江流域还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沼泽地。先民们不断地南迁，江南才成了今天的样子。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人类可以随意地修筑堤坝，改变河道，而在大禹的年代，可以想象治水对于我们的祖先有多困难。没有他们的努力，也许中华民族早已在一次次的自然灾害中灭亡，即使保存下来，我们的文化也不可能向今天这般繁盛。不可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祖先，当对他们有一种温情与感恩。
小时候上父亲骑车带我上幼儿园，路边就是大禹治水的汉白玉雕像。父亲就平静而慈祥地告诉我这是大禹。我常把“大禹”和“大雨”混在一起，在儿时的印象中“大雨”是和“水”有关的。
我曾去过绍兴，在会稽山脚下仰望大禹的塑像，“左准绳，右规矩”，俯视和华夏大地，仿佛要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这片土地。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
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在前四篇本纪中，常读到这样感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美，看到先民们对生命的尊重。是不是只有有了这样的国君，它的王国才具有永恒的价值；只有有了这样的先祖，才能为后世留下足够深厚的人文关怀的根基，使我们民族繁衍千年呢？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着于百姓，百姓以平。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周本纪》
商朝和周朝的历史一些现象可以对比。在史记的记载中，殷的祖先契和周的祖先弃分别为帝喾的次妃和元妃经感孕而生，他们两人又都在舜帝时为官，与夏的先祖禹为同时代人。（这个时间跨度太长，《史记三家注》中谯周云：“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与宗妇三人浴于川，玄鸟遗卵，简狄吞之，则简狄非帝喾次妃明也。”）契主教化，弃主农业，两人皆在舜、禹之时有赫赫功业。而其子孙历经数代的经营，家族兴旺，终于成为天子。殷、周两个家族的特点又各有不同。
殷朝自汤成为天子以来，不间断地出现明君，如孟子所言，“贤圣之君六七座”，有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天下归殷久矣”。及至纣王之时，虽然酒池肉林，荒唐以极，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殷朝的根基非常深厚，纣王之时的微子启，王子比干，箕子，都是贤人，朝臣之贤者在史记上提到名字的还有九侯，鄂候，祖伊，太师，少师等等，其中不乏忠贞刚烈者。而纣沉迷淫乐，因为九侯的女儿作他的妃子得罪了他，把九侯剁成肉酱，鄂候据理力争，又把鄂候剁成肉干。用小人费中为政。祖伊劝谏，纣王却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而这时武王东伐，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武王却认为天命还不到，搬师回朝。后来，比干强谏而被剖心，箕子惧而佯狂为奴。主管音乐祭祀的太师少师见殷朝以不可挽救，就带着殷商的礼乐祭器逃到了周。殷朝的贤者散尽，当政者皆势力小人，国运已尽。此时武王伐纣，取胜，纣王穿宝衣自焚而死。
从这中间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个团体的面貌、其发展的方向关键看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怎么相处，团体的氛围。殷朝在纣王登基之前的氛围就非常好，有许多贤臣，对纣王非常忠诚，互相之间以德行相勉励。这种氛围要靠长时间的积淀而能逐渐成熟，一旦形成，要改变就不容易。殷朝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有出名的暴君武乙。到了纣王的父亲帝乙“殷益衰”。殷朝的衰亡不是纣王一人的结果，而在纣王之世，依然能有如此众多的贤臣身居高位，这就是一种惯性的力量，成汤等六七代明君给殷朝奠定了相当深厚的根基。
领袖非常重要，决定着团队的命运，纣王的性格很有特点，“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他狂妄、自我中心，而结果是“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死之时也不愿面对现实，还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纣王一生的生命图景，这也足以使我们，每个人自省。
武王对天命的把握非常有智慧，他没有将殷对象化成一个实体，要如何战胜它。他知道阴阳消长的道理，周行善而殷行恶，天下自将归周，等到殷的贤人散尽，自成汤以来的积淀完全瓦解，则殷不攻自破。知道事物成败消长的种种因缘，把握其中的本末、总别、次第，便见得有一个天命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不是周灭了殷。殷灭亡了自己，周成就了自己。
上面说的这些规律，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已清晰地认识到，并以此在组织材料。古人治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生和政治。而总结历史规律时的思维方式，更多的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而是就具体的人物之得失及一朝代之风貌总相来来总结经验。此种思维方式值得深思玩味。
上面所说的这些历史规律的总结，来源于一种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如果不借助这种历史观，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武王伐纣只不过是一场很普通的政权间的攻伐战争，纣王并没有那么昏庸，武王也并没有那么伟大，这场战争是残酷的，其中只有利益的争夺，没有所谓正义和天理。这种怀疑当然有他的理由，我们能对从考古发现了解一些战争的侧面，乃至复原战争的全景，却很难从中复原纣王和武王的人格与心态。我们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当然可以推测，《史记》中所说的正义与邪恶，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事实要复杂得多。但正如开篇所说的，这四篇本纪有一种“文化的真实性”，其中的故事，所记载的圣王的德行，即使有失实之处，如为民间传说流传、演变、合并而来，也必有其“异质同构”的原型，中国古代士人正是从中吸取了精神的养料，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精神。
周朝的历史也给我们很多启发，周祖弃是尧、舜时代的农师，指导民众农业生产技术。他的子孙传承家族的基业，积德行义，出现了公刘，古公亶父，王季这样优秀的领袖。古公亶父时，薰育戎狄要抢夺古公的土地和人民，古公说“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不愿让民众为自己而牺牲，自己带着家人迁到岐下，民众都跟随他迁徙，其他国家听说他的仁德，许多人归附。古公的少子之孙昌（即文王）有圣人气象，古公想把王位传给他，古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为了古公能够如愿，自己逃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祖先仁德的积淀，使得周发展壮大，终于在武王时贵为天子。
周公在武王早丧，成王在襁褓之中时辅佐成王，战胜叛军，又制礼作乐，开创了后世重礼乐教化的先河，对中华文明有重大贡献。周朝对历史的反省中，吸取了殷朝过度重视宗教神性的教训，认为天命决定于人的德行。《康诰》曰“惟命不于常。”《诗·大雅·文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这一文化的转型，也在周朝的礼乐制度中集中体现。中华文明自此增加了许多理性的色彩，这种特点又在孔子时被发扬光大。而《史记》中对周公的这一历史贡献记载很少，《史记》上对周公的记载主要是他自身的德行和他如何努力捍卫周朝的统治，对成王的忠诚等。这也许是司马迁的学术取向所至，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以周公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史学家关注问题的点不同。下面引述王阳明的观点，作一讨论。王阳明的著作中，可以总结出两个看待历史和社会的不同的视角，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文化的视角与心灵的视角。他曾这样发问：为什么尧舜不制礼作乐而要等到周公？为什么周公不删述六经而要等到孔子？“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他的结论是，时代不同，他们针对当时文化的问题提出自己解决的方案，于是引领了时代的潮流。“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这两段可以说是文化的视角，具体分析孔子和周公所处的社会之特点，周公面对殷朝的文化，需要创造一种制度将宗教政治化、理性化。而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要进一步从礼仪制度中抽象出更根本的人文精神，因而删述六经而立其正道。他所讨论的“仁”“孝”等概念也是针对已越来越形式化的周礼。这些概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针对当时时代的弊病，是对人性的一种解放，不可以后人“吃人的礼教”的观点来看孔子。至于“吃人的礼教”的形成，是后人不知变通，又把孔子的思想僵化成一种形式了。而另一段“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可以说是心灵的视角。他认为圣人所为虽异，但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纯乎天理，都是一颗关爱百姓的赤子之心，只是才力有所不同。这便是心灵的视角，融入具体的时代背景，去体会一个历史人物的内心，如果我们能常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认真地去揣摩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用心，我们的心也会充满光明和力量，从中受益。对于一般的历史人物，我们同情地去理解他的心境，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作人的道理。我们常讲博爱，讲对人的尊重等等，就是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不是用自己的一套概念来曲解他，解构他。不仅要尊重活人，也要用同样的爱心去对待古人。我们常犯的一个问题是用文化来定义人，看不到古圣先贤内心真实的境界，也看不到一个历史人物内心真实的感受，或者当时人与人相处的真实相状，而常常又怀着一种轻视的态度，看不起古人，于是很难从历史中学到真正对自己的人生有益的东西；另一个问题是忽略人所处的文化环境的重要，孤立地来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用一种比较狭隘的标准来评判他，然而，忽略了文化的视角，往往片面而偏离事实，无法体会历史人物内心的整体风貌及时代价值。
再抽象一下，心灵的视角是指一个个体的生命体验、成长历程、心胸格局、性格特点或一群人所构成的一个团队的氛围、格局、气象。文化的视角是指一个时代社会整体精神的相状如文化程度、心理特点、意识形态等，地理特点、气候、政治、经济等对社会整体精神面貌有重要影响，也可归入这一视角。这两个视角的关系，是个别和总体的关系。文化的视角可以看作具有共性的生命体验，是每个个体心灵的视角之一综合。
《史记》的前四篇本纪，注重对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历史事件具体相状的描述，往往节选几个最具代表性的细节展现其风貌，而少概念化、抽象化的叙述。这种叙事方式非常生动，能让人更好地把握历史事件的总体相状，很容易与古人产生共鸣。但也许由于抽象的思维较少，《史记》中对许多与时代大背景相关的问题涉及相对较少，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特点（如大众文化层度、心理状态的演变）等。而这些基本可以归入文化的视角。
本文提出了不少的新想法，新问题，许多说法也许根据不足。但看到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重大分歧，笔者愿以此为开端，深入思考下去，以得一能系统的融贯古今中西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