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从总体上讲，国民的个人财产与20年或3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但是，同样不能怀疑的是，今天，我们身边因为财富和利益分配而引发的家庭纠纷甚至家庭悲剧，也较以前有明显的增加。人与人之间其中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且极不确定。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物质的丰富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但是，能否真正获得幸福，物质财富决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甚至对许多人和家庭来讲不是主要的因素。幸福与否，还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如何相处。如果家庭生活失去了幸福，那么人的一生就再无幸福可言。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处，还包括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人际关系。

有人认为，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随着社会经济秩序和关系的发展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家庭伦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此我不敢完全苟同。事实上，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外部的冲击，不如说是我们内在的价值观念的迷失。我们是一个有着完整而严格的家族伦理的民族，家族伦理的核心就是孝悌。这种家族伦理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家族成员之间相处和交往的行为准则。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违反这些准则就被视为大逆不道，所以在历史上，戕害父母、长辈、血亲者必处以极刑。这些伦理在维护家庭的稳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想，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不应当也不能动摇人性的基础，不应当也不能改变家族成员之间的血亲关系，当然也就不应当改变建立在血亲关系之上的家族伦理。然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因利益纷争而造成的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的事件实在是太多了，不绝于耳，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是社会发展进行曲中极不和谐的音符。于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重建我们的道德伦理体系已经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急迫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孝道》的出版是我们今天迫切所需的社会产品之一。

朱翔非先生是我的同事，是一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士后，现任校长助理，负责北京四中的国学教育。他开设了多门国学课程，包括“《弟子规》解读”、“《三字经》解读”、“国学与现代生活”、“《论语》精读”、“《孟子》精读”、“《大学》精读”、“《孝经》精读”、“国学与现代生活”、“国学简论”等课程。这些课程构成了他的教学体系，反映了他的教学思想，也反映了他对国学把握的广度和深度。除此以外，他还给教师开设“《论语》精读”的讲座，给家长开设“国学与家庭教育”系列讲座。这些课程都广泛受到好评。他还应北京市教研院的邀请，承担北京市国学教师的培训工作，他的“国学课教学法”、“中华人文精神简史”、“儒门弟子列传”、“经典研读”等讲座，均反响颇佳。翔非先生能够对上述如此广泛的教学内容愉快而轻松胜任，说明了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同时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为此，我们在北京四中建立了“孔阳国学工作室”（尊翔非先生之意，以孔子和王阳明的名字命名），以便更长期有效地开展国学研究和教育普及工作。我对国学完全是个门外汉，但非常乐意并享受与他聊天，每次聊天都会感到收益丰实，豁然开朗。我发现他对中国思想史和传统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有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因而多次建议他把这些见解编辑成书，以供社会。在《新孝道》中，翔非先生通过解读《孝经》，重新认识了孝道所蕴含的人性意义，指出了孝道的永恒价值，呼吁青少年要珍惜生命，厘清了某些一直延续至今的、对孝道的严重误解，相信这些对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在营造积极健康的家庭生活方面不无裨益。

今年恰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一个世纪前的这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成为中国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开始。尽管在一个具有深厚封建文化基础上的社会转型肯定是一个极其漫长、充满艰辛甚至痛苦的过程，但是这一社会进步的步伐却不可阻挡，这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公民社会的建立，也给我们提出了建立现代的、基于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以及社会公共关系基础之上的道德体系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德体系。我之所以谈及此点，是因为中国以往建立在家族伦理之上的道德体系，主要还是一个偏重私德的体系，也就是说主要是私人生活领域中的行为规范。要形成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行为规范，对我们来讲还是一项新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梁启超先生可谓是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的学者。他曾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不幸的是，一百年来由于战争和动荡，我们的社会至今未能建立起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国人的公德意识还普遍缺失。我常以为，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私德体系是建立公德体系的基础，私德体系的动摇会使公德体系的建立更为艰辛，甚至失去可能。如果说丧失私德的事件不绝于耳的话，那么丧失公德的现象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私德的丧失或扭曲式的膨胀已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的毒瘤，这不能不使我们更为担忧。

所幸的是，翔非先生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些。他在《新孝道》中提出，“由家出发”，意思是说，尽管我们讲的是孝道，但是孝道有更为广阔的含义，道德要从家庭走向社会。我理解，这就是说，要从私德出发，去延伸建立社会公德体系，这就是“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按照本书的理解，这个“后世”不仅仅是指子孙后代，而是社会，是家庭以外的世界。翔非先生认为，“一个懂得与兄弟相友爱的人，到社会上去，自然知道怎么样和同辈人打交道。现在社会独生子女政策大概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悌”字如何落实？我想，一是读书，更重要的是没有兄弟姐妹，但是这个理还在。这个“理”是人心内在的良知、良能”。“一个人从小失去双亲，他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如何尽孝道？他身上会不会体现出孝的品质？当然会啊！是他的人性使然。”“‘非孝者无亲’，反对孝道的人，就是缺乏亲情的认同，就是违反人性。”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的解放，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又不能囿于僵化的教条。他在本书中所谈的“尽孝不可损害健康”、“居家是非勿太明”，则反映了他是如何以一种辩证的思维来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也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学者的特质。我猜想，他将此书叫做《新孝道》的寓意也在于此。

数年前，在与翔非先生聊天时，我曾向他提出一个命题：在一个没有宗教的基础教育体系中，青少年的信仰应当以什么来支撑？这实际上是一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可能也是困扰许多人的问题。翔非先生也许是在本书中尝试着回答这一问题：“以永恒真理来看待孝道，构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部分。……孝道是中国人生活中的绝对价值，具有信仰的功能，但……中国人并不是把祖先当作偶像来崇拜的，而是通过祭祖表达对永恒天道（一种理念，而不是人格化的神）的敬意。天道（体现在人身上就是孝道），才是中国人的信仰。这个信仰，论高度，超越了偶像崇拜的初级宗教，也比西方的一神教更具有理性的特点。”读到此，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完全令我满意的回答，但是它会引发我的进一步思考。

我希望翔非先生今后能不断地把他的研究成果和教学心得整理出来，供大家分享。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