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微博带来了跟踪报道（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2e8fd70100msuv.html），一下触动了深藏多年的往事。许多人跟帖，次日登山时也有山友好奇。庞书记称我当年打架的事情，也让很多今天的人不理解，我当年如此粗野。其实，我们这一代就是在这样暴戾的时代中成长出来的，中学里打架是司空见惯的娱乐。下乡的第一天是值得记忆。
　　
　　1976年6月，我原来志愿去内蒙古昭乌达盟的巴林左旗插队。因骨折拖期下乡，待到10月动身时，就改去了辽宁昌图县大洼公司长岭大队。记得是搭坐一辆运煤卡车的煤块上，盖着压煤的帆布等，在寒风凛冽中行驶了接近一天才到的大队部。第二天，我便搭马车到了畜牧场，也叫团结小队。
　　
　　我是单独来的，与已经早到几个月的六七十位知青都不认识。被安排在一个堵头的房间。看到可以挤下十人的大炕，不知行李放在哪里。带我进屋的人就告诉我，放在炕头就行，哪个位置暖和。我照此办理，就一个人靠在行李上发呆。
　　
　　晚上天刚黑，下地的知青陆续回来了，几个人与我寒暄着。突然，一个大汉大骂到，这是哪个混蛋的行李，怎么放我这里来了？一起脚，他就把我行李踢到地上了。空气突然凝固，十几个人都围在窗外观看。后来知道，他是退伍军人，回乡放在知青点当监工。比我们大八九岁，总是欺负这些平均年龄是十七岁的知青们。大家敢怒不敢言。
　　
　　来者不善，我当然很害怕，但更感耻辱。如果一个人，我就认了，乖乖走人。但现在不行了，如果任怂了，从此永无抬头之日。看到周边陌生而同情的面孔，知道必须独立应对了。我在他没完没了的谩骂中，终于发现一位知青的五节电池的长手电筒在附近，便悄悄压在身后。
　　
　　看到这位老兄骂骂咧咧的也有点乏味了，就怯生生向他身后一指，大哥，你看这是书记来了么？他回头去看。我立即跳起来抡起手电筒，从上方狠狠地砸他的后脖颈。他一声不吭地蹲下去，我上去再跺上一脚。这是我们中学时常常采用地手法。一般来说，你可以拿到两分钟主动权，足够用了。我立即抓来一个镐头，顶在他头上，同时，告诉大家去找书记去。
　　
　　没想到，五六个知青都上来对他拳打脚踢一通，几十个知青满满地塞到这个屋子里。等到一位村里领导跑来时，我已经不在战斗状态了。就心平气和地与他讲整个情况。再看到这位被打得哭哭啼啼的大孩子一样的退伍军人，领导似乎也很厌恶，就呵斥他带行李离开知青点。没有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而我是被打的一个。
　　
　　此后几天，王立功徐春雨等协助我打人的几位自告奋勇地换到我的屋里，翻出了几把三角刮刀和其他凶器，等待他可能带来其他退伍战友的报复。后来，得知这几位都曾在中学时因打架等事件被强制劳动过，所谓强劳。这次冲突让他们很兴奋，尽管期待的报复无影无踪了，但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很快就成为知青点的一个人物了，以后点内的纠纷，与老乡和其他知青点的打架，我都成为焦点。书记和队长们当面叫我“大个王”（我是几个王姓中较高的），据说背后都认定我是“捣蛋王”。
　　
　　我并不为当年的许多往事感到骄傲或者羞愧，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