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年七月，天京。闷热、潮湿的天王府，阴谋像霉菌一样迅速而隐蔽地蔓延、扩散，嗜血的刀口如同龇牙咧嘴的凶兽，蹑手蹑脚匍匐进入东王府，------这里储满了另一类阴谋、腐臭的黄金！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深夜，倒在血泊之中的杨秀清怎么也没有想到：天王不是刚刚答应以后改称东王世代“万岁”了吗？他刚刚从天王府里欢喜地说了一声：“我回天矣。”就真的告别了人世，真神也！是年，杨秀清，三十三岁；是日，距杨秀清破江南大营两个月。
屠杀如同瘟神一样肆意。半个月来，东王的家属、部属、家丁等两万余人血溅天京，城内腥臭弥漫、阴森如狱。北王韦昌辉控制天京后，专断纵意；石达开回京指责韦昌辉而险遭杀害，后搥城走安庆，韦昌辉杀石全家。继而，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等卷入屠杀的刀下。
这场“进城”才三年就爆发的浩劫，直接造成了太平军的分裂与动荡：石达开孤军西征，殒命大渡河；骨干力量尽失；天国内的纷争使得前方将士在北伐、西征的同时，不再是全身向前“用命”，而是侧身回顾“自保”：打仗的时候分心了，及至后来“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
更可怕的是：“谋杀”彻底、全面地崩塌了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撑：天父下凡的代言人被诛杀，天兄、天弟之间相互残杀、猜忌！ “人间天国”的崇高追求与目标可以实现吗？那根用以维系内部的稳定与力量的迷信稻草本就非常脆弱，这一次“刀耕火种”地摧残一番，更加岌岌可危了！
屠刀粉碎了太平人的信仰与愿景，鲜血冲垮了太平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他们再一次倒退回流寇性质的政权，失去了“精气神”的太平军，在后期虽然装备了洋枪洋炮，却屡战屡败，众不敌寡，甚至有些战斗“一触即散”。
谋杀，断送了“天国”的前途！然而谋杀天国的却不是自此肇始。是谁主导了这场谋杀？
败因乱，奢则贪。-----天国的命运轨迹，盖莫如是。 “奢靡”与“贪婪”就像一条斩不死的毒蛇，缠绕着天国的颈脖！
天国的奢靡，有着任何一代农民运动所不及的规模！
1853年6月，太平军破南京，改称“天京”，立即大兴土木将两江总督的府衙扩建成“天王府”。历时半年，耗银千万两，“穷极壮丽”！次年，征妇女、童叟再建再扩二十里，宛如天宫幻境！天王府里侍女宫妃略算有2300多人，“典天舆”、“典天马”等各类内官近2000之众。天王专乘六十四人抬的龙凤黄舆金车、专用二十四套金碗、金筷子，穿戴金钮扣和八斤重的金冠。“筋长近尺，浴盆亦以金”，连天王净桶、夜壶都是纯金制造的。其奢侈靡逸简直可以用“穷凶极恶”、“登峰造极”来形容！更何堪立足未稳、前方浴血！
最容易传染的就是这种奢侈淫逸之风气。自永安建制封王之后，每封王即造府、纳妾、养丁，大小官员按级别逐次奢侈之风蔚然!
苏州的忠王府自1860年6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始建，到1863年12月苏州失守，“匠作数百人，终年不辍，工且未竣，城已破矣。”“忠王(李秀成)又自夸彼之新邸，除天王宫外，为太平天国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李鸿章攻占苏州，进入忠王府后慨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
东王府“穷极工巧，聘心悦目”；浙江金华的侍王府占地达63000多平方米，安庆的英王府占地14000多平方米，宜兴辅王府四进五十间……。
天国先后2700多位“王”，不知道耗费多少民力、财资，用于其荒淫无度的生活！
天朝各级文武官员31万多人均华冠奢饰，“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
难怪“天国”被绞杀之后，李鸿章曾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
如此骄奢淫逸，怎不会到处搜刮！怎不会民不聊生？纵情声色犬马的天朝大佬们，却不给子民们丝毫正常的人间生活。
为了这些“天”字辈的荒淫挥霍，维护王侯将师们的体面威严，天朝在骄奢淫逸的问题上非常“体恤”官人，用天条制度加以合法化：“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
1851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颁《太平礼制》。这一年也是咸丰皇帝登基的元年，孱弱的大清在此时遭遇“太平天国”却是一件幸事，----后者的草根政敌完全不具备政治的能力！而大清，则“国难思良将”，还有规模浩大的“储备人才” 可以启用：李鸿章、曾国藩等一杆老臣应时再起。
1858年又颁发一部等级更森严的《太平礼制》。
后期的辉煌巨著《天朝田亩制度》又因辅以《圣库制度》（此制度早在金田起义之际就已经发布颁行），使得“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来息”。
《资政新篇》中有善待罪犯，设徒刑，重教化之见，而天王却说“天法杀人不能免”，虽旨准而未实行。
天国繁杂严苛的刑罚，甚至比大清的酷吏。它只有枷杖和死刑两种。死刑又分斩首、点天灯、五马分尸、樁沙（将活人做桩子钉入地下）、剥皮等酷刑。其规定细致到“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
凡男女分营居住，“男馆既立，贼又赶女子出，不准私住，贼驱之不得哭，哭则为妖，非鞭即杀”。连基本的家庭生活权利都被剥夺！而且，子民的老婆都采取按照等级分配的制度。王则选妻，天王竟有八十多妻。
“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当跪於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天朝2700多王，可怜的百姓跪拜行礼都应接不暇。
太平军攻入南京以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 “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尤甚”。
“其夫与子寻踪至，虽见面不敢交一言，言则为犯天条，以此受杖及死者甚多……”。
------哪里有“子民”、“教民”的意味，分明全部都是天国的“囚犯”！
当年提倡的“天下教民都是平等之兄弟姐妹”的口号早已践踏在马蹄之下；《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等福民、护民、扶弱的兵战规定早已湮灭在财富的拼抢之中。历史一再悲剧重演，让人无不扼腕！
----如此残忍、暴戾的太平军，终于触怒了“天帝”，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太平的后期，百姓均不愿意跟随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败走破庙之中，将随身宝物挂于树上，百姓获得并称“此物天朝大头目方有，此外别无”。“因此我（陈秀成）藏不住，被两个奸民查获，解送前来（曾国藩处）”。
严酷的刑罚，也使得民反、军变屡屡发生。
这些恶迹往往发生在一个王朝的后期，但是天国的草创初期就这样残暴于民、掠夺于民，只能说天国的建立伊始，就在编织一条勒死自己的谋杀之绳、放养一条揣于怀中的毒蛇。
“运动”后的农民，一转身怎么就成了农民的压迫者了呢？这么快的速度，简直让我们怀疑天朝大佬的智商！
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各王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混乱成为天国的直接杀手。
1860年的天国，已经滥施爵赏、局面糜烂、治军无章了。是年三月破清江南大营之后，英王欲回救安庆，侍王思直取闽浙，李秀成欲图苏沪，干王以东取上海，争议不决。
1861年，英王陈玉成为保卫天京上游门户安庆而浴血奋战，在此危急关头，拥百万大军的李秀成兄弟一心经营其苏浙领地，始终未发一兵一卒前往皖北助战，坐视安庆失守。
1862年，庐州失守、陈玉成牺牲后，天京再一次陷入湘军重围，天王一日三令，李秀成才组织起十三王号称几十万大军救援天京。对阵46天，竟未能把饥病交加的两万湘军打退，各王纷纷借口缺衣少食作鸟兽散，各回自己精心打造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败不相救”，直到天京失落，王爷们最后纷纷变节。
1864年的夏日，历史蒙上一片阴霾。在复制一个帝王奢华的梦断之后，“天兵不救”，天国的领袖饮毒自尽，天京城破。“人间天国”在将士用命、王侯挥霍的两面矛盾牵扯下彻底塌陷，“太平、均富”的品牌巨纛在大刀与洋枪的夹击下轰然倒地。
所幸，清廷根基惨震、江河日下。“天国”的鲜血在湿透了自己战袍的同时，也窒息了大清那羸弱的呼吸、堰塞了清廷微弱的脉博！
“历览前贤国与家，兴由俭来败由奢”！奢侈必繁衍贪婪，贪婪必繁殖腐败祸乱；当奢侈攀附上特权、贪婪粉饰以天道，其乱象就只能弥天盈地，无以复加了！正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部厚重的中国封建历史，都是同样沉重的规律：每朝后期，那些吊诡的帝王都不约而同地玩起“自腐”的花样，然后绝命江湖。
“奢-贪-乱-亡”的梦魇、魔咒号召并玩弄着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帝王们！没有人想去解决吗？
两千多年的滚滚封建大潮里，我们在嗜血的刀锋上沉吟，在异国的繁荣前反思：祖辈一直疲于奔命的两件事情：饭碗、脑袋，却永远解决不了温饱与自由；当魔咒的“应验”无法逃避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应当要“降伏”这个规律的产生、繁衍呢？
------这已经不再是规律或者魔咒本身的问题，而是体制或者机制、制度安排层面的问题了。是啊，那时的人们哪有功夫去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布衣黔首为着温饱而奋斗、知识精英已经被庙堂笼络，社会也缺乏思考大问题的能力基础。
那么，我们在思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