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反冒进”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大跃进”毛泽东鼓劲又鼓劲
(3)
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毛泽东头脑发热
柯庆施“乘风破浪” 周恩来作检讨
美国作家兹伯里曾在他著名于世的《长征》一书中评价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关系。他说：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有的人认为，毛历来妒忌周恩来的处世手腕，后来还妒忌他的国际威望。尽管如此，这两位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盟却是牢不可破的。他们两个相辅相成。毛是哲学家、诗人，头脑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周恩来则是一位实干家、外交家、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管家’。”
然而自从1958年初以来，当毛泽东这位哲学家和诗人头脑里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幻想”像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并在霎时间化为六亿人狂热的实际行动的时候，周恩来的日子就逐渐难过起来了。他费尽心血编制的“二五计划”，在头一年就夭折了。那个计划他通宵达旦审核了几天几夜，每一个数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把他的助手们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耗尽了。可毛泽东的批评愈加严厉起来，言辞尖刻，连讽刺带奚落。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象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象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格丽特，快死了，见爱人还得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愿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不要一出来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
周恩来只有悲痛地检讨。
1957年暮秋时节，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柯庆施与张春桥一次又一次苦苦思索：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之前的中共上海市第一届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曾受到毛泽东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注意到，半个月前，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工作报告，受到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极大重视。12月17日，毛泽东要秘书叶子龙通知华东各省市第一把手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不是第一把手)、柯庆施、叶飞和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江华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柯庆施要与江华争高低。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听着柯庆施传达来自“最高层”的消息：主席对1956年6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对1958年的工作，主席注重的还是“反对保守主义”。
张春桥于是根据柯庆施的要求，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柯庆施的报告很快送到毛泽东那里。那时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赞赏之声。他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农业合作化后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欣赏。
1957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月16日和17日，1958年1月2日至4日在杭州召开两次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
杭州会议是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地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柯庆施)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是你强迫签字。”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一百多万人？我说各单位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加入，我不懂，我也不知道。”但是，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让毛泽东满意的结果。
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目是四个字：《乘风破浪》。这是从柯庆施的报告获得的“灵感”。
1958年1月11日，南宁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所点的人中，有陈云、邓小平等。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五十米，慌了起来，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要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画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就非常紧张了。
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议上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1955年夏，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1月13日，周恩来到机场送走也门巴德尔王太子回国的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南宁。同一天，柯庆施也飞抵南宁。这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月15日，毛泽东在会上还表扬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乘风破浪”提得好。
1月在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问周恩来：“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经历了两次杭州会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是毫无准备。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发这么大的火，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
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大会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对反冒进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1月23日凌晨，南宁会议结束。当天下午，周恩来和刘少奇一起回到北京。
2月22日，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他还说：“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今年下半年，你们就要看到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还要厉害。”
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们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不郑重地考虑毛泽东不久后所说的：“搞的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毛泽东说，谁要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虽没有正式提出来，但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
成都会议毛泽东提倡“冒进”
周恩来继续检讨“反冒进”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他说，“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吨—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泽东又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但这个口号很快又改变了。
在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他在5月17日发表的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
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3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的小组长座谈会上，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吨—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可以赶上美国。”
11月在郑州，毛泽东对比中苏的情况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毛泽东坚定地说：“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对比苏联，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完成了第一个过渡，即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至于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苏联只是在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当年底，毛泽东又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当众批评周恩来，他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从3月9日至26日的18天会议中，毛泽东始终头脑发热，处于兴奋状态，他除了听取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还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他也谈到，在建设速度上要留有余地，“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但是他大讲特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检讨。
周恩来检讨说：“在当时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保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周恩来接着又说：“当时的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的。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成都会议后,7月1日至7日，周恩来选了一个县，广东新会县来做调查研究。周恩来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一生仅此一例。这并不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
在成都会议上，3月22日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他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毛泽东在这里提及的“办刊物”，指的就是《红旗》杂志的创办问题。
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中，可看出他提倡办刊物的出发点：一方面是想压倒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他们争夺理论阵地；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提高中共领导人的理论水平，解放他们的思想，以便他们能够放手大胆地支持毛泽东即将发动的“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个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红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