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史铁生的很多书，却没有写过一点关于史铁生的文字——我知道其中的原因：每当提起笔来，整个大脑常常出现屏蔽，有些作家就是这样，你可以读他，也可以想他，就是无法写他——也许这时，这个作家和自己的心灵才已经发生了某种的神秘联系。更多的时候，论说的过程其实是消解的过程，不过我还是想说。
一九五一年出生的史铁生，无疑属于红卫兵一代。一般来说，在中国大陆，“红卫兵”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词语意义，成为了一种特别的符号。这个符号的中心意义就是激进的理想主义。我们常常用很坚深的意义来描述红卫兵的历史，也努力跟踪他们——在他们后来的行为中找寻青春时代的蛛丝马迹。尽管他们中的一批人从一九八0年代初期就开始“背叛”历史，对自己青春期的幼稚，冲动和迷惘有过较大篇幅的忏悔，但是更年轻的一代还是不满意，继续追究他们，让他们继续作历史清算和理性反思——这里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子。究其实，抓住这一简单的问题不放也是一种“红卫兵”表现。许纪霖[1]撰文[2]说：到九十年代初，面对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和信仰虚无主义的泛起，张承志等一批老红卫兵就再度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匆匆上阵应战。应战的姿态是悲壮的，但所用的武器却是那样的陈旧，几乎只是一九六0年代青春期的翻版，以至于缺乏足够的思想魅力和现代价值吸引新一代年轻人。人们敬佩的只是张承志的血性人格，但对他与张炜那种偏激的、红卫兵式的道德理想主义或多或少持有某种保留的意见。对这样的说法，我持反对态度——这是一种“新红卫兵”姿态。张承志和张炜的初衷，我们无可非议，树立理想主义的旗帜，一直是我们的民族所缺少的东西。值得商榷的只是，他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缺少了什么，只是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一群人缺少了什么，并且认为，每一个人缺少都是一样的缺陷。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空洞的部分之后，拿什么来填充就成了问题。其实，这也是无法争执清楚的问题。怎样尊重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自发合成，就成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红卫兵的问题是淹没了个人的问题，把理想主义简单化了，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同一个理想。只是注重革命这样的巨型名词，惟独忘记了自己。所以，我不愿意把对史铁生的描述纳入红卫兵的话语体系中，如果是那样——我们和红卫兵的思维就狼狈为奸了。
如果说史铁生能够超越自身，打通一些精神领域中的概念只是个人苦休、顿悟的结果，那么我们只能从他的内部寻找原因。毫无疑问，史铁生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不代表群体的声音，是从自己内部发射出来的个人立场；他的生命的意义不再与历史的或形而上的终极目标这些巨型词汇发生关联，而是自己面对自己内部虚无困境的挑战和超越。所以，史铁生的理想主义就显得充满温情和伤感，不那样咄咄逼人地说教。其实，说教的本义是统一模式，是针对群体采取的一种“化零为整”的强化措施，还隐约地遗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陋习，对个体生命产生不了指导意义。
一般来说，一个世俗社会的全面来临，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就像一部汽车的真正瘫痪是从发动机开始的。这里描述的精神危机，大都是说人们忽略了终极性的问题，即个人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以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和世俗宣战的几个常用名词。市场以来，这个问题就显得越发重要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把讨论的时间间隔缩短了，而且从“狼还没有来” 的时候就开始叫喊“狼来了”。这也是随着市场的到来，知识分子的内部紧张造成的。在所争论的关键词中，如果细化一下——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和精神家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作为文学界集中论说的高擎理想主义的旗手中，张承志和张炜的方式比较激烈，激烈就会显得热闹，反抗世俗的热闹惹来世俗的围观是自然的事情。按照执政党的说法“旗帜的问题是关键的问题”——他们的关键也在于树立了旗帜。只是后来我们发现，旗手们的旗帜对我们的内心生活无法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是一时的热闹掩盖了人文精神的思想价值和重建的意义，就像目前现代化的小康生活与我们劳苦大众的关联度不高一样。寂静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位置应该是，也是始终是处于历史的波谷之下，不应该领略“险峰”的风光。也许，跨越时代的精神金矿就在这寂静的底部出现——这时，史铁生向我们缓缓地走来了。史铁生的思想更符合一些知识分子的内心，它是自我深思、自我找寻答案的结果，所以具有内在的自我组合意义。这是一种珍奇的个人力量，是这个时代里个人的最后一次勇气。
信仰上的虚无主义的产生有其较为深刻的历史根源。如果说政治乌托邦、种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恶果是它的根源，还不如说：在重建个人信仰的时候，剔除了关键的问题，对抗虚无的时候只是口号式地对抗，也绕开了虚无主义所提出的本质问题，将信仰同一种历史的或形而上的虚妄的弘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了。在建构信仰的方式上，仍然采取传统的招数，只是重建，没有彻底的反叛，无法为新生代提供重建信仰的范例。史铁生的意义就在于，他所重构的理想主义回应了虚无主义的尖锐挑战：首先是承认虚无，随后超越它，战胜它，从重建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并将此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史铁生的个人遭遇逼迫他思考生死问题，即生命的意义。这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但具体到个人要需要相当长的阵痛的过程，史铁生的精神增长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3]的确，给生命是否值得经历下一个响当当的判断，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是纯粹个人性的精神危机问题，要比那些群体性的精神危机具体真切，也更有震撼力。
加缪认为，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荒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带着裂痕生活。但是，人必须超越荒谬，在荒谬的生活中获得意义。史铁生表述到，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一是孤独，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二是痛苦，人生来有无穷的欲望，而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的能力；三是恐惧，人生来不想死，但总是要走向死亡[4]。这些困境是永恒的。无法克服的，它们构成了虚无感的人生背景。每一种困境都意味着生命的残缺，人生注定是残缺的，荒谬和不圆满的，即使我们人为地进行好运设计，最后也会沮丧地发现它并不存在。这是史铁生在深刻的绝望之后的顿悟，史铁生和加缪相遇了。这是一次极其丰富的相遇。人的命运被偶然之网所笼罩，人生充满了荒诞感和虚无感——史铁生的个体经验是有说服力的。这时，史铁生与自己的同代人在精神认知上拉大了距离。史铁生意识到人生的困境和残缺，却将它们看作获得生命意义的应有部分。如果没有孤独，爱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实现欲望的欢乐；如果人永远不死，那么人生就像那个死不了的福斯卡[5]那样，变得乏味透顶。生命的残缺，人生的虚无状态，反而为人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了可能性空间。就是这些，使史铁生沿着加缪并超越加缪成为可能。
人的生存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的，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看来，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6]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骨髓所在，也是人区别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我们知道，史铁生选择的是写作。但是，写作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果作为一种生存的目的，作为一种具体的，功利的目标，那么人就会被写作囚禁起来，就会失去生存的意义本身。史铁生看来，写作无非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一种意义的证明，“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 [7]。这犹如麦金太尔所说的实践活动中的“内在利益”，它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可以替代的外在利益，比如权力、金钱或地位等等，而是一种内在的、无可替代的生活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有通过特定的实践过程才能得以实现。[8]
理想主义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于意义的确证，传统的理想主义总是将意义的确证与某种终级的或具体的目标相联系，张承志和张炜也是如此。一种目的论的理想主义不是容易滑向对人性和个人的侵犯，就是因为过于实质化而走向幻灭，导致意义的丧失。很多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传统理想主义终于走向其反面，而留下一片信仰上的废墟时，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策略拯救理想主义，以回应虚无主义的挑战？史铁生提出，意义的确证应该从目的转向过程，因为只要人们眼光盯着目的，就无法走出绝境。而一旦转向过程，即使“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 [9]。“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 。他满怀快乐地表述到：“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和悲壮……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10]当意义的呈现从终极目的转向实践过程的时候，当目的被消解而过程被空前地凸出的时候，理想主义终于立于不败之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栖身所在。这是不能被颠覆，被异化的精神乌托邦，这是经受了虚无和荒诞的洗礼，同时又超越了，战胜了它们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不再是实在的。功利的，它被形式化，空心化，和悬置起来了，悬置在最具审美价值和非功利的实践之中。这又使我们想起了加缪，想起了他笔下的那个占胜了荒谬的英雄西绪弗斯，，也想起了具有现代荒诞意识的鲁迅，想起了他笔下的那个不知何处是归宿，却仍然要向前走的“过客”。同样，史铁生在理想的废墟上重建了理想的大厦，在虚无的命运中超越了宿命，他成了反抗虚无的英雄。
许纪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穿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一种过程论的理想主义。我很有同感，尽管它是从个人的苦难中得出的人生真谛，尽管它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人生哲学，然而，它的意义规则和理想落实方式，对于信仰危机以后虚无主义蔓延的世纪末中国，无疑具有普遍的启示。每个人的信仰对象可以不同，但是信仰的方式却值得反思。由目的转向过程的理想主义，很可能是经受过虚无主义思想洗礼的新生代更容易接受的一种信仰方式。
在一九九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再次出现了传统理想主义的回归，即以张承志和张炜为代表的激进理想主义。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都很缺乏个人意识，它们总是以某种超验的或历史的终极之物为本位，要求人的集体为之献身和奋斗，早在一九八0年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不间断地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为国人注入个人的自由意识。理想主义的最大属性要求一种方位，与信仰的方式相比，理想主义以什么为方位（本位）是一个必须关心的问题。后来，我们稍一定神就会发现，在张承志和张炜那里，仍然依赖“民族”、“人民”、“贫苦民众”等巨型词汇，他们的理想主义的方位定在救世的工具上，脱离了自我精神拯救。没有个人的内在信念和自我意识作的支撑，再一次将自我融化到群体之中，真是“屎窝挪尿窝”。最后的结果是个人淹没在群体的理想之中，个人成为一个集体名词而被忽略，这种非个人化的理想主义激情对现代人对现代人根本没有持久的吸引力。当一种理想解决不了现代人个人问题的时候，它的短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什么是真正的激情，尼采已给出明确答案——他曾经在散文《曙光》里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切激动的、吵闹的、不连贯的神经质行为都与伟大的激情毫无共同之处；伟大的激情在人心深处静静地燃烧，吸收了人身上的全部光和热，使他外表看上去平静而冷漠。”
史铁生开始上路的时候，他的所有困境和痛苦都是很个人化的，因而那些苦难也显得更为真实。史铁生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灵魂的拯救，突出的一点是在史铁生这里灵魂的拯救仅仅是一种自我拯救，没有把任何社会（道德）的神圣使命覆压在这一单纯的词汇上面。“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11]如此卑微的写作动机，在传统理想主义者看来几近罪过，但是它却符合人的真实，就在这种粗粝的细微想法里，一个人反抗命运，争取自身尊严的东西闪现出来了，这就是人的精神力量，体现了精神力量的人就是理想的人，这种人只有在谦卑、真实和对抗中出现，永远是解决自身问题的人。
我特别注意到《我与地坛》初稿的写作日期，那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群体的狂欢。史铁生孤独地保留着一分难得的淡泊和宁静，在人声鼎沸之中静静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12]这是一种清醒的个人意识，一种稀罕的精神定力，一种即使投身群体也依然保持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能力。在这样的时刻，史铁生的个人理想主义和那些通常的理想主义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立场与观点绝然不同，观点是个人思想的自由，立场则是集体对思想的强制。立场说穿就是派同伐异，顺我派者善，逆我派者恶，不需再问青红皂白。”[13]史铁生的激情背后，总有一种根植于个人意识的清明理性。想起一九九五年文坛那场讨论重新出现一个只重立场，不重观点的情形，似乎谁的立场最坚定，口号最激烈，谁就拥有精神圣徒的资格。真正的圣徒不应该是出自群体性的“立场”，应该个人的观念和书写，应该是激情和理性思考的晶体，挽救个人的心灵比救世主的形象更生动也更有生命力，救心胜过救世，对个人灵魂和精神的拯救应该是从自己内部传到出来渗入外部的。在人类的精神领域，没有手握终极真理的救世主。史铁生始终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可以对终极发问，却不能赢得终极的解答，自由与爱，总是以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答案的形态，存在于我们的心灵[14]。其实，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习惯于平等而谦卑地和别人和自己对话。
我们不要一讲到理想主义，就意味着抵抗世俗，似乎神圣与世俗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在国内作家中，史铁生应该是最富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同时也决定了他对世俗始终抱着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我始终坚信——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神圣的前提应该是世俗，“神圣并不蔑视凡俗，更不与凡俗敌对，神圣不期消灭也不可能消灭凡俗，任何圣徒都凡俗地需要衣食住行，也都凡俗地难免心魂的歧途，惟此神圣才要驾临俗世” [15]。超凡而不脱俗，是一个圣者的自信和潇洒。上帝安排了俗世，是为了考验人类，把他们放进龌龊里面，看看谁回来的时候还干净。就象放飞一群鸽子，看看最后哪只能回来[16]。同时，对不同的价值观念他才能采取平和的宽容态度，不赞成拉大旗的做派，建议“不如‘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让所有观点都有表达的机会，旗倒，不妨慢举”[17]。 “很多严厉的教派，如同各类专横的主义，让我不敢靠近” [18]。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随意，在关系到大是和大非上，丝毫不可以含混。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现代多维、多元的社会中，价值与道德发生了分离，一个社会应该有共同的道德，但可以有多种的价值观。一种理想主义自然有其特定的价值观，但并不因此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可以对其他价值观“不宽容”。现代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大可不必是充满仇恨的复仇之神，不妨做一个洋溢着博爱的慈善笑佛。
史铁生的理想主义是以爱为底座的理想主义，与张炜强调“恨”相反，史铁生的所有希望只有一个，让世界充满爱。爱不是浅薄的说教，而是深刻的生命体验，这时的爱是从虚无中升腾出来的，经历过荒诞的洗礼降临在凡世的。这一刻史铁生和那个“地中海的儿子”加缪在一次相逢：既有虚无、绝望的阴霾，也有爱的、乐观的阳光；不仅有对荒谬命运的否定，也有对人类情感的赞美——在人的苦难中发现爱，而且总是与命运的巨大灾难联系在一起的。“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爱的问题存在与否，对于一个人，一个族，一个类，都是生死攸关，尤其是精神之生死的攸关。”[19]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史铁生的意义。
[1]许纪霖，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2]许纪霖：《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
[3]引自加缪《西绪弗斯的神话》。
[4]引自史铁生的散文《自言自语》。
[5]波伏娃的著作《人皆有死》中的人物。
[6]引自史铁生《康复文本断想》。
[7]引自史铁生《我与地坛》。
[8]引自麦金太尔《德性之后》。
[9]引自史铁生《好运设计》。
[10]同上。
[11]史铁生：《我与地坛》。
[12]许纪霖：《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
[13]引自史铁生《“足球”内外》。
[14]引自史铁生《记忆迷宫》。
[15]引自史铁生《“足球”内外》。
[16]引自史铁生《随笔十三》。
[17]引自史铁生《“足球”内外》。
[18]引自史铁生《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
[19]引自史铁生《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