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12）
陈铭枢被划为右派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整风问题，最后讲道：“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
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的这个公开表态，引起党内外的震动和猜测。党内人士普遍反映谨慎，党外人士则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黄炎培、陈叔通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赞成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陈铭枢却于5月18日直接上书毛泽东，对他的不连任动议表示支持：“昨在民革中央听到传达您4月30日讲话中有将于明年大选时辞去主席职务一节，初觉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 陈 铭 枢
在这封信中，陈铭枢将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做法在全世界和全党全国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充分肯定，并借机对毛泽东的个人修养提出“规谏”：
由于您负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要求面晤，确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尽规谏如下：
(一)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出过激的决定。
(四)由于您对于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诚，这是共产党人最高品质，我是无限景佩的，而由此产生另一面极端——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论诗内的函件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之句。此虽是指您自己的诗词而已，但治旧体诗者，总以为是一种“刺隐”之笔，弦外之音，大伤他们的自尊心。这是一个不慎。就您的旧体诗而论，何尝不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长呢？如开朗的胸襟，绝逸的旨趣，高亢的声调，简练的词汇，宏阔的胸怀……等等，怎能因为是旧体而遽目为是谬种呢？说明了您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够尊重之处。
对陈铭枢这封披肝沥胆而又颇为刺耳的上书，毛泽东没有表示态度。半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始，陈铭枢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7月14日，《人民日报》披露了陈铭枢这封私人信件；同一天，民革中央小组举行十四次扩大会议，揭发批判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行，在批斗会上，陈铭枢成为众矢之的。
1957年10月，陈铭枢被划为“右派分子”，撤去了他的所有职务。
夹边沟事件
那些“大右派”，虽然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失去了很多自由，但他们的生活和生命还是有保障的。而对于那些“小右派”们来说，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更大更深了，他们的自由基本上是被全部剥夺了，和劳改犯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的生活和生命都随时处于危机之中。下面就讲一个“夹边沟事件”。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
夹边沟农场，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个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分子。
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近三千名右派分子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夹边沟是严重盐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场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他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劳动强度已经达到了极限。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后来又降为20斤，最少的时候降到15斤。
甘肃省共有“右派”分子11132人，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在夹边沟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于行武，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知识不甚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有一半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求生本能的挣扎。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掉，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们偷吃了。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人，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到休息的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大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上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姓吴的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一个“政治工程”，他们从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这些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死神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点粮食吧。谁料得到的回答是：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死人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埋死人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消。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病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1959年冬，夹边沟发衣裳时，有3136人领取。但是活着回来的人超不过300人。
在那困难的“大跃进”年代，甘肃省饿死了上百万的人，全国饿死的人又岂止千万！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有人跑出去两天，又自己回来了。因为他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又走回来。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里、北京反映问题。但有人这样跑出去9次，都被送回来了。
为“右派分子”平反
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全国共抓了55多万“右派”分子，这些人带着右派“帽子”屈辱地生活着，直到21年后，才为他们摘了右派“帽子”，平了反。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向中央组织部以前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胡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胡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举行。不出胡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被胡耀邦指名赴会的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说：“反右”运动已过去21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有人问：全部“改”了，全党不就乱套了吗？
三个月后，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当五大部的人马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针对这些议论，杨士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过，纠正过，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的认同，于是，以五大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消息传出后，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胡耀邦的统筹建议下，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发布了消息，配发社论和评论员文章。随后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见诸报端，全国迅速形成一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统计，在全国公职人员中“揭发出右派”大约45万人。而此刻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50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这一次大解救，就使包括家属子女在内的数百万人脱离了苦海。
应该说，1957年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时候，确有极少部分的知识分子发表了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对共产党不满，也有要求共产党下台的人。斯大林在肃反时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在反右斗争时，也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那年，我刚从哈尔滨测量学校毕业，与我同班被分配到云南来工作的十二个同学，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这次反右斗争中，就有三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们不过说了几句牢骚话，说了几句对共产党不满的话，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送到农场劳改，直到1978年给右派平反后，他们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反右斗争中，上面发下了抓右派的指标，要求每个单位要抓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有的单位还会超额完成任务，像我所在的单位就是如此。
就是对那些说过反对共产党的人，他们也只是在口头上说的，并没有实际行动，批评教育一下也就行了，不应该像对待敌人那样，又是批判，又是斗争，我的一位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今天批，明天批，他忍受不了，便喝醉了酒自杀，所幸被我早发现，救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