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0年，留在中国人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或许是诸如“蒜你狠”、“豆你玩”、“苹什么”等一连串与物价上涨相关的流行语。但值得幸运的是，无论是大蒜、绿豆还是苹果，虽与民众日常生活有一定关联，但还算不上主要粮食。2010年年底，尽管中国月度CPI增幅已超过5%，但大米和小麦价格涨幅较小。

但在中国之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10年12月份全球粮食价格创历史新高，甚至已超过2007-2008年粮食危机的水平。粮农组织近日发出警告，认为世界面临一场新的“粮价冲击”，如果主要农作物产量不增加，2011年粮价还将进一步上涨。事实上，粮食不仅关乎民生疾苦，许多人都还记得，在2007-2008年的粮食危机中，包括孟加拉、海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爆发了因饥饿引发的骚乱和流血事件。

比较两次危机，唯一有所不同的或许是，2007-2008年危机是从亚洲的“大米危机”蔓延开去的；2010-2011年危机则首先表现为“小麦危机”：2010年5月-11月国际小麦价格已上涨近90%，而米价目前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但根据经济学常识不难预见，由于各种主要粮食之间存在较强替代性，小麦价格上涨引发大米、玉米等价格上涨只是迟早的事。

对此，《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又在始老调重弹，将过去十年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归咎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旺盛需求，特别是“食谱中的肉禽类增加导致粮食消耗上升”。这显然是不值一驳的无稽之谈，让中国人和印度人多吃素、少吃肉并无助于全球粮食危机的解决，更是不合理的霸道思维。

另一个屡屡被提及的原因是时下正热的“气候变暖”。表面上看，2010-2011年全球粮价上涨，的确可归咎于一系列偶发性自然灾害引起的粮食供给趋紧，如2010年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欧洲和中亚粮仓因干旱导致的小麦减产。但气候只是左右粮食生产的诸多因素之一。2010年，中国南北各地同样遭受了一系列天灾，但中国粮食总产量却增长了3%。

时隔仅仅2年，全球高粮价便卷土重来，显然已具备了某种周期性，甚至这种周期性比全球经济周期还更短、更频繁。这不能不让人思索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人口规模增长、耕地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加剧以及淡水资源日趋紧张，近年来全球粮食的供求格局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堪称“锋刃上的平衡”，粮食供给所预留出的冗余空间极其有限，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放大供给的不足。这些扰动因素包括经济增长过热、投机、自然灾害等，甚至某一个并非关键的粮食出口国的临时政策也会引发席卷全球的“蝴蝶效应”。这一切，不由得让人喟叹：当今全球粮食安全是建在一个何等脆弱的冰山之上！

经历过上一次粮食危机，各方理应有所反省，总结教训：第一，各国的粮食储备系统是否更加健全；第二，一些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最典型的莫过于将大量土地用于种植黄麻和椰子等经济作物的菲律宾，是否已对本国畸形的农业政策进行了再调整；第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盛行的投机行为是否通过加强监管得到抑制；第四，在发达国家开发新能源的口号背后，大量粮食被用于提炼生物燃料的现象是否得到了纠正；最后，G20除着眼于强化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监管外，是否也同样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饮用水、健康、贫困等基本生存权问题。遗憾的是，上述所有问题都无法给出鼓舞人心的回答。

就中国而言，老百姓历来信奉“民以食为天”和“自力更生”。最近十年来，中国粮食自给率一直高居95%的水平，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也堪称完备。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也日益接轨，总体上虽然尚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但依然无法完全隔绝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很难独善其身。

首先，是粮食之间较强的替代效应。尽管中国小麦连年丰收，但近年来对于玉米、大豆的进口需求逐年增长；而玉米、大豆又是动物饲料和食用油的重要来源，这势必带动肉类价格和食用油水涨船高，而后者又将拉动更多的粮食和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

其次，国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传染效应。2008年，为平息国内对于高粮价的不满，埃及开始限制大米出口，立刻引发全球三大大米出口国印度、泰国、越南群起效仿，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危机；而2011年，一旦俄罗斯、乌克兰等主要小麦出口国宣布出口禁令时，随着小麦国际价格持续走强，势必会有更多国家跟进，导致粮食供给紧张局面愈演愈烈。

最后，中国国内潜伏着诸多物价不稳定的诱因。如前期由于资产价格泡沫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强烈的通胀预期。当国际粮价普遍上涨之时，或多或少会对中国农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提供一个定价锚。例如，在去年下半年中国北方小麦收购过程中，农民就普遍存在强烈的惜售心理。

正因如此，要想化解高粮价冲击，中国与其他主要大国应尽快在G20多边框架下，对正在酝酿形成中的全球粮食危机进行紧急磋商，通过政策合作，最大程度地降低本次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