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向来是中国政治相当重要的一环。在周朝，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统治四海，虽说“封疆建国”，但中央政权对四方诸侯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周天子的地位是凭借单个或是几个诸侯无法挑战的。周天子是在诸侯之间的动态流动的平衡中拥有其统治地位。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是无法保持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因此也只有经营于地方。所以说周朝的外重内轻，一方面受到当时技术和物质条件限制，另外一方面，在没有一方诸侯打破平衡时，外重内轻的体制不仅可以保持稳定而且也促进了稳定。周朝的覆没，是由于个体之间的流动性完全丧失，体制内的外重内轻转变为体制外的外重内轻，平衡被打破，中央政权无力于庇护和维持个体之间的共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立郡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体制从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改变。外轻内重，指的是对同一政权的中央和地方，而并非当时社会的整体结构。外轻内重非但没有保持统一，反而毁掉了万里长城的基业。如果秦用心于地方经营，也不至于二世而亡。但反过来说，正因为外轻内重，才帮助秦完成统一大业。因为只有力量集中于一点，才有可能逐步扫除六国的障碍。以一国之力挑战天下，纯属内线作战，若不能集于一，分而敌，如何能各个击破？

　　秦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也就是集权统一或各地分权的轮替。汉初之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设计上即有封建、郡县那一个更好的争论；自东汉以至五代十国（除唐代初期和中叶外），中国境内一直因为藩镇割据和地方强权挑战中央领导权威，而致国家政治混乱、局势动荡。晚清以来，中央政府积弱，国民党建立后中央政权正当性不足，以致于连连发生地方督抚拥兵自重、各省串联自治、军阀割据形同独立之情形。故中共建政后，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中央选任地方党务领导干部的人事制度，及地方以党领政的方式，严密控制地方，防止地方主义出现，避免地方闹独立。不过，一直到今天的中国，政令出了中南海后，能否落实到地方，依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过去三十年来，中央集权的中国，经济成长率与国家竞争力远远超过民主分权的印度，又怎么说呢？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是因为中央集权、执政效率而进步神速，但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却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分权，相互竞争的结果。因此，中国看似很中央集权，但在实际上，地方官员权力之大出我们想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在过去五百年落后西方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中央集权，制度与文化过度强调和谐一致，而丧失了创新能力，导致国家社会的衰败。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

　　事实上，每一个朝代，到了中期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要实施“削藩策”。“省管县”就是“削藩”的现代翻版。在全面推进“省直管县”的实施进程中，可扩大中央直辖（县）市的范围。中央委员多从县委书记中遴选，有助于扩权强县。扩权强县有助于县域经济发展。这属于扁平化管理模式。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不会是在大都市出现，一定是从县城开始。为什么？搞几个试点，使用几个版本，搞错了，推翻不算，重新来过。代价最小。县政改革是可控的，分区域和逐步推进的县政改革不会影响到整个制度的运作。这也同时说明，改革的成本也很低。个人认为，可以从中部六省，筛选几个县做试点。由中央派出县书记，省委派出第一任县长。按计划实践新版本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商业炒作，不是城市品牌策划，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深圳为了“抢风头”，以为改革开放前30年是从这里出发的，30年后，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在深圳出发，这样的逻辑科学吗？回顾一下，当时也是从一个“小渔村”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中央与广东、或中央与上海的关系，不仅是中央对地方进行统治、管理而攸关其政治稳定的问题，同时也是影响中共推行经济或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方向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几点，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要在深圳实践。风险太大。我相信每个“实验县”在体制改革进程中都会有某些环节做的比较到位，值得推广。这样，有几个实验田，就可以大体观察出整个格局的发展轨迹了。这是为了做好事前诸葛亮。用行内的话讲，叫事前风控。可以把一个县看成一个“小邦”或说小国家，把另外的县也看成小国家，在“三条底线”不能触动的框架下去设计几款版本的改革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分权或集权是个复杂的问题，不易清楚界定，也各有利弊，要看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而定。集权的帽子下可以很分权；分权的形式下却又可以很集权。当然，集权或分权不能只在政治领域打转，还有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层面。组织理论的研究显示，当组织面对的不确定性愈高，愈须采取分权制度。以军事组织为例，军队平时非常的集权，以服从上级为天职，但在作战的时候，军人却可能要“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而采取比较分权的管理模式，此间的差异就是因为环境不确定所致。组织研究也证明，组织的技术愈复杂，愈须分权。大学运作技术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高中，因此，大学的管理就必须比高中分权。集权或分权管理是个大的议题，必须视情境而定。权力如流水，高处流向低处：中央的集权总会流向地方的分权，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外重内轻，在周表现为统一政权内部的流动，在秦则表现为政权对政权外部的流动。海纳百川，有容者便能汇集权力，从而形成新的力量中心，也就是事实上的外轻内重。外轻内重才能夺天下，定天下。权力永远没有稳定的形态，驾驭权力如同冲浪，依靠波浪的力量才能在水中徜徉。但波浪永远是捉摸不定的，潮起潮落，权力一旦发生偏移，既有的控制就不可阻挡的倾泻。偏移波浪的冲浪者，总会由于失去凭借而滑落。所谓掌权者事实上只有权力为唯一的依托，失去权力甚至偏移权力就意味着不存在还有什么别的力量能帮助恢复权力。

　　值得欣慰的是，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提出：注重把维护中央权威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统一起来，努力增强政策执行力和发展活力是十分英明的。现阶段，中央政府的功能与角色并不会因为在变革中遇到的各种阻力而威信扫地，随风而去。但必须重新思考与界定。总之，我们是以统一为善，为一切的出发点，这是立论的前提。对于一个政权来讲无所谓内重还是外重。但对于社会结构来说，外重内轻是极其危险的。外重可以有很多表现，几乎所有的形态都会招致恶端，唯独不包括体系内部政权的侧重。至于那些恶的外重，最恶者莫过于，在单一的宗教旗帜下，单一“民族”治下的单一“领土”，瓦解他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开始都可以被认为是善的。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研展不仅需要总设计师，更需要总设计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是总设计部。让地方政府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联系和服务民众，高举富民大旗，努力开创建设创新型国家新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