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纾解“堵城”困境，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1-10

　　日前，备受关注的“广州治堵”有新进展，《亚运后广州中心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讨论稿)》面向市民征求意见，出席市政府治堵座谈会的专家对讨论稿中的30项治堵措施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表示“原则同意”。但也有座谈会外的民间声音对方案提出了一些批评。最新报道显示，原本应属热门话题的治堵方案，并未引发大规模热议，有市民反映看不懂讨论稿，治堵措施原则性太强，空泛而模糊，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划。

　　城市拥堵问题由来已久，无论如何都不算是猝不及防的事情。但在近期，全国各大城市频繁上演的“堵城”奇观，着实刺激了所有人的神经，问题的严峻程度已经让庙堂动容，视其为“头等大事”，也让人们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讨论和反思——— 关于城市的规模与规划，这些貌似长远，但其实直接关系现实民生的话题。广州市政府日前出台的30项治堵措施，基本照顾到了远期举措与近期方案的关系。正如市长万庆良所言，治堵本身就是一个最揪心、最烦心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所需要的是充分的决心和恒心。“决心”侧重于短期拥堵问题的快速纾解，需要最见效的妙招；而“恒心”则应考虑长远，对城市整体布局、科学功能分区等“非一日之功”的思路，进行不能松懈的长期坚持。

　　以公布的讨论稿观之，30项举措涵盖了“建、限、管”3个领域。侧重于长远城市规划调整的部分措施，当然涵盖和汇集了诸多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科学思路，但对于最迫切的当下诸问题的解决，似乎力有不逮，远水难解近渴。而一涉及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具体措施，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出让与权利限制的老问题。“限行”或将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不再是“盛会时间”的短期行为，那就必然需要更高层面的审慎研判，在高峰时段对主要干道与重点区域的私权限制，有必要配套出台权益受损的补偿措施。而拟针对非本市籍机动车辆的限制规定，除了权益受限后的补偿，则还需要功能受限之后的必要补救。如何实现通畅的运力中转，怎样保证城市中心所需要的各项供应。货车限行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但与之配套的城市功能转型却非一日之功。通盘考虑之后会发现，措施与措施之间，本身仍旧存在配合与打通的全局考量。

　　其实不仅“限行”一项，各类治堵举措，似乎均尚处于一个“简单设想”的阶段，缺乏整体完善、足够细节的实施方案。此次讨论稿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只能算是一次政策大方向上的表态。具体到日后各项措施的实施细则，在出台前仍然需要一整套完善而有效的民意征询程序——— 毕竟关涉每个人的切身权益，不能贪图效率而归并步骤。

　　“广州方案”虽有专家“一边倒”式力挺，但依然有不同声音发出。诸如要不要征收交通拥堵费的问题，除了征收主体是否适格的疑问之外，究竟如何征收，怎么才算“符合广州实际”征收标准、时段、范围和定价，依然是一组不变的疑问。固然有国外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但对“舶来品”的选择性失明似乎也应充分警惕。不能让每一次问题解决的过程，都成为政府创收的机会。一遇到施政难题，首先想到的便是新增收费名目，恐怕不是一个足够负责任的态度。况且，收拥堵费的措施也未必好过限制公务用车。政府公务用车的数量虽无确切数字公布，但其庞大的程度可想而知。城市拥堵不光是私家车造成的，在权利限制时更不能有明显的区别对待和执行盲区。

　　在亚运限行期间，“要限私家车，先限公务车”的声音便从未停止过，或将成为常态的“限行”措施，政府公务用车不应有丝毫豁免的特权。限制公车，不仅是它的使用，而且还有它的总体数量，需要给出一个总量控制且逐步减少的时间表。严格限制和控制公车的数量和使用，其实也应属于国外先进经验的范畴。现在公布出来的治堵方案，明显忽略了对城市拥堵“贡献卓著”的公车这一块，让人不免心生疑虑。

　　城市拥堵难题的解决，日渐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而且被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算是饱尝“堵城”心酸之后的一桩幸事。但目前略显宽泛的讨论稿所能引发的，恐怕也只能是针对限行、收费乃至公车限制与否等热点话题的空泛讨论。需要更加具体、可操作性强的细则提供给公众，因为权利的维护与让渡，都往往体现在细节的争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