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看起来，这个题目的说法相互矛盾。没有经济增长，怎能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又怎能改善？不可否认，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居民收入确实提高了。然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以下简称消费比重）偏低，居民生活水平仍然不高。“十一五”期间，居民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从2006年39.8%上升至2008年的41.1%。2010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食品消费比重可能还要上升，意味着居民生活水平可能还要下降。问题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以投资和出口为核心动力推动经济增长，形成了恶性循环：投资挤压了居民收入，本该由本国居民消费的产品不得不出口，以缓解产能过剩。由于产出难以传导到居民最终消费，经济增长速度越高，这种循环的恶性程度也越高。因此，只有抑制通过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才能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以下简称收入比重），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才会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中国，抑制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世界经济发展规律（1）：经济增长主要靠居民消费
根据经济发展先进者——美国的经验，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动的投资传导到居民消费，推动了经济增长。19世纪，美国的服装业和食品加工业迅速发展，铁路建设改变了消费模式，掀起以大型百货公司为主要消费品零售渠道的消费革命。19世纪末，美国开始普及电力、电话和城市污水排放系统，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电灯把黑夜变为白昼；电动机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汽车使人的行动更自由灵活，节约了旅行时间；化工工业制造出新型材料；电话实现了双向通讯；城市污水系统和抽水马桶改善了卫生条件，提高了人的健康水平。20世纪初，以“福特模式”推动汽车消费。这个模式的逻辑在于，降低汽车生产成本，提高工人工资，汽车在美国得以普及。二次大战之后，高速公路进一步推动消费。以超级市场为零售渠道的消费模式再次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从此之后，美国一直保持消费在GDP比重的绝对重要地位（见图1）。
日本与韩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后来者，以工业化为动力，走了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先投资，后消费。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先生产，后生活”。根据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起步（即经济起飞，日本为1957年，韩国为1965年）之后，由于投资增长快，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但这个趋势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经过20年左右，他们的居民消费比重从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见图2），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
从图1与图2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比重是图中所列出的国家最低的。从1979年改革开放算起，经济起飞已经过了30年，这一比重仍在持续下降。到现在为止，已经比日本和韩国从投资增长的消费增长的转型延迟了10年左右。无论是先进者还是后来者的经验都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是不一致的。为了经济起飞，居民可以暂时牺牲消费，把储蓄用于投资，但这个做法不可能持续太久。
世界经济发展规律（2）：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生活水平并非绝对一致
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从过去几十年来人类发展经验中获得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对于使公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持续改善而言，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地带来健康和教育的改善”。“健康和教育的长期进步并不是由收入所决定的（见图3）。”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报告把人类发展指数分为两类。一是收入指标，即人均GDP；二是非收入指标，即教育和健康指标。该报告说：“自1970年以来，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取得的成就位居世界第二”，但却是唯一一个以收入增长而非健康或教育成就进入‘进步最快的前10位国家’之列。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了21倍，使亿万人脱离了收入贫穷。然而，在提高入学率以及预期寿命方面，中国并不是该地区（亚洲）成就最大的国家。”只是由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才使人类发展指数提升快。
图4表明，中国只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排在第一位，而在非收入人类发展指标的改善方面，中国则榜上无名。
该报告的分析表明，1970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突尼斯只有3%。1970年，突尼斯的女婴预期寿命只有55岁，中国为63岁。现在，突尼斯为76岁，反比中国多一岁。1970年，突尼斯的儿童入学率只为52%，现在为78%，而中国只为68%。以人类发展水平衡量，中国排在第89位，但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处在第112位的塔吉克斯坦，预期受教育年限低于位于第108位的印度尼西亚。现在，全球只有10个国家的儿童入学率低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说，中国是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地带来健康和教育改善的例证。
世界经济发展规律（3）：依靠投资和出口，高速增长不能长期持续
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居民消费水平大大提高，但投资过度导致产能过剩，终于发生了30年代大衰退。政府不得不实施保障居民消费的社会福利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经济复苏，美国从战时经济转型，再现经济快速增长。1973年，一场石油危机让经济增长嘎然停止，发达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于是把降低失业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头等目标。20世纪80年代，日本依靠出口，维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的经济增长。由此引发的资产泡沫使日本经济至今仍一蹶不振。20世纪90年代，美国试图以互联网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结果出现了网络泡沫。进入21世纪，美国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在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赶超发达国家的热潮。50多年过去了，能够达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只是特例。1970年，在108个人均GDP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中，迄今只有4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三个国家属于岛屿经济体，另一个国家是依靠投资和出口的韩国。1997年，它遭遇金融危机，现在又受到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在赶超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出现了严重经济倒退。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相当于欧洲国家水平，现在只有西欧国家的5分之1。1950年-1980年，巴西的人均GDP年均增长5%。此后，经济发生崩溃，经历了20多年的艰难时期，现在刚刚恢复。
中国已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达20年之久。林毅夫说，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20年。中国能够再创造一个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例外吗？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许多因素决定的，例如制度变迁释放的经济活力。不过，从生产要素角度看，我们主要靠了两个因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造就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才得以奏效。由土地制度决定，加之未开发的土地比较富裕，征用土地十分便利，才使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得以实现。中国成功控制了人口增长，也导致劳动力在人口比重的迅速减少。
这一比重从1970年的51.2%下降到2010年的39.1%。2015年，每年进入就业领域的年轻劳动力（15-23岁）绝对数达到高峰后将迅速减少（见图5）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由于过度开发，中国的可耕地红线已经被突破。2000年，常用可耕地指数为100，2008年只为94.1%。这意味着土地红利也将使用殆尽。那么，以投资和出口为核心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经济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中国经济发展轨迹说明，居民消费不振是由政策失误造成的
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据财政部贾康的数据，1996年至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引自陈志武的文章：《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
中国的居民消费不振是由劳动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当造成的。
从图6可以看出，在消费比重和收入比重下降的同时，企业利润和企业收入比重却在增长。另据贾康的数据，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目前,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这说明，企业利润挤压了劳动收入，而不是企业无力增加劳动工资。工资被人为压低是由劳动者地位低下决定的。劳动者权力得不到保障，没有与企业就工资讨价还价的能力。政府对企业技术改造的鼓励政策优于对就业的鼓励政策，资本密集型技术对劳动力收入形成压力。这是劳动政策出了问题
从图7可以看出，第一，消费比重偏低，不只是因为工资低，还在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中国居民的财产主要集中在银行储蓄。由于低利率政策，再加上通货膨胀，居民的储蓄利率呈现负值，居民可支配收入出现下降趋势。这是金融政策不当造成的。第二，2000年之后，政府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等转移支付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这个趋势恰好与居民储蓄增长同步，说明居民为了教育和健康支出而压缩了日常生活消费。这是财政政策的问题。
图6和图7还表明，“十一五”计划期间，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并没有落实，与居民消费相关的经济指标继续呈恶化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深受其害。从外部因素看，出口受挫。从内部因素看，居民消费不能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损害。为了保增长，不能不采取刺激内需的政策。由于居民消费不振，起不到刺激内需的作用。于是，不得不以投资增长，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长，作为刺激内需的主要内容。尽管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却没有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不但居民消费不比重继续下降，还由于高投资导致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进一步损害了居民消费能力。
“十二五”开局，抑制经济增长，改善居民消费的前景不容乐观
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尖锐的矛盾和沉重的压力。对外，人民币呈现升值趋势，连巴西都要加入压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对内，由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人民币在不断贬值。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决策矛盾。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已经翻了一番。但是，居民消费依然不振，收入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剧，引起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决策压力。面对矛盾和压力，解决之道是抑制经济增长，改善居民消费。但是，缓解矛盾，减轻压力的任务却难以实现。
首先，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将继续保持。国家发改委经济学家王小广预测，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将首次突破40万亿元，达到44.5万亿元，增长9.3%。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说。部分省市“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目标定得过高，据发改委统计，目前各地的“十二五”增长目标大部分都超过10%，仅5、6个省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一位数。沿海一些发达地区，仍把“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10%以上，而很多中西部地区把目标定在13%至18%，比“十一五”还高。
其次，投资增长速度仍然居高不下。王小广指出，在“十二五”规划开元之年，一般来说投资增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有许多项目审批也是比较快的，这些项目本身也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有一个投资周期，一旦上马了之后很难停下来的，这些因素会继续推高投资的增长。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热情高涨的“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将会导致2011年投资增长强劲反弹。“十二五”前期投资可能会出现“大干快上”。他估计201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有可能突破30%。一方面，与以往“双数”五年规划都是“低规划”不同，这次各地五年规划是在应对金融危机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再回10%的高增长的环境下制定的，属于例外的“高规划”。另一方面，各地的“十二五”高规划准备都比较充分，一部分是延续了“反危机”的强刺激效应，已经有明显的预热，“十二五”一开局就可能出现投资的“井喷”式增长。
再次，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依然大大落后于投资。王小广预测，2011年，估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6.9%，实际增长14%左右。他认为，消费增长继续放慢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受消费增长周期的影响，消费增长将继续温和调整，估计此轮消费增长调整的低点在2013年或2014年；二是汽车消费增长将明显放慢，这将导致总消费需求增长有所放慢；三是受房价过高、房价上涨空间受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2011年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将放慢，这会带动家居、家装等消费市场的增长调整。按照他的说法，“十二五”后半期的2014年仍处于消费周期的低点。那么，“十二五”促民生的目标岂不又要落空！
在中国，抑制经济增长，改善居民消费，为什么这么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方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它们不是不是用来空喊的口号，而是解决实际解决问题的纲领。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大障碍是居民消费不振。遗憾的是，一些学者不顾现实，否认居民消费比重偏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发文：《中国不存在“国富民穷”》。贾文只就财政收入说明“国不富”；就“民穷”而言，贾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范畴，从而回避了这个问题。“国富民穷”是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合理与否。这个概念具有相对性特征。就这个含义，有些国家是“国富民富”，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由民众分享，他们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合理的。“民穷”不是指全体人民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而是说民众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国内总产值增长速度，民众收入占国内总产值比重不断下降。减少绝对贫困的业绩掩盖不了居民消费水平较低的问题；否认“国富民穷”，等于肯定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性，否定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承认“国富民穷”，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只有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使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转向消费。这应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首要措施。
附录：三亚的公共投资方向不妥
2009年，中央批准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计划，这一计划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作为海南旅游重点的三亚，房价飞涨，道路开始拥堵，空气质量下降。当地居民担心，国际旅游岛建设会对改善生活有不良影响。
同时，政府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投资随之增长。三亚市政府投资8000万元改造三亚湾海滩。除了修建少数更衣室和淋浴间等便民工程之外，大量的工程是在海滩修建水泥路面和广场。大量水泥铺下去，影响了沙滩的透气性和透水性，损害了自然环境。其中，一段工程地处某军用机场前面，远离住宅区，平时很少有人光顾。显然，这项耗费巨资的工程是多余的。
三亚湾海滩存在三个事关民生的问题。一是众多贩卖热带水果和海产品的小商贩；二是屡禁不止的黑摩的。三是民营的小公共汽车非常破烂。在这段海滩，鲜有出售水果和海产品的商店，公共交通也比较落后，因此他们的生意还不错。如果政府把投资用于吸收就业，并加强管理，使这些不规范的生意规范起来，让公共交通更便利，就可以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改善居民消费，也繁荣了当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