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考古报告论证不靠谱

本文作者 倪方六

 

我现在北京，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主题也是关于曹操墓的。

 

前天社科院吴锐研究员给我快寄了《考古》第八期，上面有以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阳县文化局名义发表的“曹操墓”考古报告，此报告的执笔人是潘伟斌先生和朱树奎先生。从本篇开始，我将针对考古中提出的认定西高穴墓主是东汉末年魏王曹操的“十大理由”，逐一进行反驳。

 

所谓的“十大理由”，其实就是“六大理由”、“九大理由”的翻版。其第一点主要理由是——

 

该墓为东汉末期大墓，与曹操所处时代相符。该墓前室所出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上“魏”字写法，具有东汉末期的时代特征。在“委”和“鬼”字中间加一“山”字，这是东汉至魏晋时期存在的特殊写法，北魏以后中间的“山”字已不再出现。“常所用”等用语也符合当时的语法习惯。如《三国志吴书》上就有孙权“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给周泰的记载。
 
到底是不是东汉末期墓并不能肯定，只能是考古报告中的一方观点。我认为，此墓晚于东汉。 与我有同一观点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北辰教授、《颠覆曹操墓》一书作者张国安博士，等。

 

我这一观点和推论出现在今年六月初出版的《三国大墓》一书中。由于出版方将此书当成畅销书来包装和设计，一些学术语言和学术上的插图都未保留。这里是书中的原稿，我根据新发表的“曹操墓”的考古报告，稍作修改。

 

实际上，此墓的结构远没有曹操安徽亳州考古发掘的几座宗族墓复杂。仅仅从西高穴墓葬墓形制来看，就可以证明西高穴墓葬是东汉晚期大墓的断论，是存在问题的，与曹操所处年代墓葬形态并不相符。

如果硬说西高穴墓葬主人是曹操，那曹操老先生又创造了中国古代墓制的先例，真的是另类曹操了，现在考古队长潘先生就是这样说的，将此作为考古新发现来解读。

先了解一下东汉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形制的变化。这里，我以中国大学考古专业通用教材、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理由为基础。

 

砖石墓是中国古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墓制结构，到了东汉时期已普遍流行。前期大墓一般有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耳室组成。晚期则成为多室墓，一般有墓道，甬道，东西耳室，前、中、后室或东西侧室。前室一般方形的，而后室都是长方形。

 

中原地区魏晋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承继了东汉风格，但已呈现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变化有四个分期。（见下图）

 

图：魏晋墓大型墓形制四期变化特征（图源自《中国考古学通论》）

 

第一期，曹魏至西晋初夕，约相当公元3世纪。

 

曹魏，狭义是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刘协禅让帝、建魏开始；广义是公元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曹氏已取得实际统治权开始，但结束时间都在公元265年司马炎篡夺建晋那一年。这里用的是狭义上的曹魏。

 

这一时期的墓葬发现较少，较大型的墓葬在形制结构等方面还保持着东汉末期的传统，多是有斜坡墓道、甬道，两侧带小耳室的方形前室和长方形后室的砖墓。洛阳涧西出土有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铭铁帐架部件的一座具前后室的砖室墓，是这期较典型的墓葬。

 

第二期，西晋中、晚期，约起于3世纪末，迄于4世纪初。

 

这一时期具前后室的双室墓减少，多为单室方形砖墓和长方形竖穴洞室墓。大型墓葬都有宽大的砖筑墓室和长墓道，特别是墓道极长，一般在25米以上，最长的达37．36米。这类墓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下葬的徐美人墓。

 

第三期，大约相当于十六国至北魏迁洛以前，即自4世纪初迄5世纪末。

 

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民族关系复杂，因此缺乏像西晋时期那种统一的墓葬形制。发现的墓葬也较少，主要集中于陕西西安和河南安阳。西安草厂坡一号墓为土洞结构，具前后两方室，全长近8米，甬道和墓道间的两侧各设一长3.5米的小龛。

 

第四期，相当于北魏迁洛以后的北朝时期，即5世纪末迄6世纪中。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中原地区经济逐渐恢复，所以这一时期的墓葬发现较多，分布地点也较广泛，许多地方还发现了地方大族的墓群，如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和高氏墓群，山东临淄崔氏墓群等。这时的墓葬形制在恢复中原旧制的基础上，又受到南朝影响。大中型墓中，绝大多数都是方形单室的砖墓或洞室墓，也偶有平面略作圆形的，有前，后两室的只是少数特殊的例子。

 

这四期墓室形制的变化，可以从上图清晰地看出来。

 

西高穴墓葬为砖室墓，分为前、后两室。前室近似方形，东西长3.85米，南北宽3.87米，四角攒尖顶。后室也近似方形，东西长3.82米，南北宽3.85米，四角攒尖顶。

 

对照上述分期，如果西高穴墓葬属东汉晚期，后室应该是长方形的，不应该是正方形的。

 

比如，位于安徽亳州曹操祖父曹腾墓，1973年为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对该墓进行清理了发掘。该墓为大型石结构多室墓，墓门朝东，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东西偏室组成，整个墓室用千余块长两米的青石砌筑而成，这在缺少石料的平原地带，实属罕见。该墓的前室、后室均为长方形，这是典型的东汉晚期大墓。西高穴墓葬前后墓却全是方形。

 

再如，曹操父亲曹嵩墓，该墓为大型砖石结构多室墓，长l3米，宽l0.4米。1973年清理发掘，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两个偏室组成，墓门朝东，为石结构，门额、门框、门扇均饰有画像石刻。各墓室墙壁上绘有彩色壁画，券顶绘有天象图。该墓历史上多次被盗，仍出土有银缕玉衣。该墓属东汉晚期，前后室也是也是长方形的。

 

1952年6月，在山东东阿县清理发掘的曹植墓，墓的形制便出现了变化。据东阿县文管所所长刘玉新先生提供的材料，该墓平面呈“前堂方正，后室竖长”形状，两室也不是全方。曹植距曹操去世很近，曹植死于公元232年，距曹操下葬仅12年，而他的身份也是王侯级别的，其墓制形态说明了什么。

 

我在魏晋南北朝墓葬形制四期变化图前，再加上一个东汉晚期墓葬形制，读者便能更清晰地了解这种变化的过程。从图中看，这个变化轨迹是很有规律的。而“曹操墓”上来就是两个方形墓室，令人费解。

 

安徽考古专家、曹操家族墓地考古发掘负责人李灿先生，曾就这一点，对西高穴墓葬的认定提了质疑，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在8月21日的苏州论坛上，来自亳州的三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占峰先生在论坛发言时，也提出这个观点，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和肯定。
 

前后两室均是方形，是中原地区在魏晋北朝墓葬第三期中出现的墓葬形制，此时间相当于十六国至北魏迁洛以前，即自4世纪初迄5世纪末。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发现较少，但未发现不等于没有。1984年发掘洛阳杏园34号西晋墓，就是前后两个墓室都是方形的。

 

 

图：1984年发掘洛阳杏园34号西晋墓剖面、平面图（图源《考古》1985年第8期）

 

 

图：西高穴二号墓（“曹操墓”）平面图（图源《考古》2010年第八期），从形制上看不具备东汉墓特征。对比上图，这两个墓在考古学上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时间相差不会不远。

中原地区东汉晚期、曹魏、西晋及以后时期的大型墓葬，由于有相似的地方，很容易被搞混。但从墓室的平面形状上，还是很容易区别的。结合《中国考古学通论》的观点，可以归纳出，东汉晚期大型墓葬的典型特征上，前后墓室一般是“前后双长”，或“前方后长”，但不会是“前后双方”；曹魏墓葬一般是“前方后长”；比曹魏更晚的西晋时期墓葬，有作单室的，也有作双室的，但无论是单室是双室，其前室大多显正方形，其后前后墓室出现“双方”现象。

 

“前后双方”的墓室形制，应该是在曹魏“前方后长”基础上逐步变化、形成的；而“前方后长”又是在更早的东汉及以前时期“前后双长”基础上变化出来的。

 

当然，同样是方形墓室，也是有变化的，比后有的墓室平面呈外弧方形（魏晋后期及以后多见），有的则呈外直方形。有学者以西高穴墓葬虽然是“前后双方”，但是墓室平面是“直方形”，不是“外弧方形”，来否定质疑，从而推断西高穴墓葬不会晚于东汉末，也只能是一家之说，并不是“必须的”，查一下考古资料就什么都会明白。

 

在曹魏至西晋初年，大型墓葬的墓室形制还应该是“前方后长”。这一标准，已被考古圈作为常识来使用。主持西高穴墓葬考古发掘的潘伟斌，引用了“正始八年大墓”来证明西高穴村大墓是东汉晚期墓，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考古学通论》上一期墓葬形制中的代表墓葬就是这一座，其墓室特征——前室方正，后室宽长。

 

“正始八年大墓”是最典型，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座有纪年铭文的曹魏大墓，它是一座“标准墓”，是中国考古界用之推论曹魏墓葬的“标准答案”。

 

 

图：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平面图（图源《考古》1989年第4期）

正始八年，即公元247年，是曹魏第三任皇帝（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始八年大墓”是1956年7月在洛阳涧西16工区（矿山厂）发掘出的一座大墓，因为有“正始八年” 纪年铭，故如此命名。

 

“正始八年大墓”是由时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2队发掘清理的。1955年，该队在涧河西岸清理了一部分汉晋、唐、宋墓葬，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1956年7月，又清理出一座大型的曹魏墓，这就是“正始八年大墓”。

 

李宗道、赵国壁随后撰写了《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一文，发表在1958年第7期《考古通讯》上，遂即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注意。鉴于此墓的重要性、典型性，加之1958年报道中的资料又比较简单，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由张剑、余扶危执笔，重写了《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并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名义，发表在1989年第4期《考古》杂志上。

 

这里来详细说说这座墓（见上图）。

 

“正始八年大墓”的结构保存完好，随葬品较为丰富。“正始八年大墓”墓室分前室和后室两个。前室为近正方形，用大砖铺地，大小砖砌壁，顶部砖塌毁，结构不明，以小砖铺地，西壁有盗洞，券顶砖被拆除。后室为长方形，顶部为普通弧券。这与东阿曹植墓有相似的地方。

 

大砖长4.5厘米、宽2.3厘米、厚1.1厘米。西高穴墓葬所用的大砖长48-50厘米、宽25厘米、厚12.5厘米，比邺城上发现城砖大近一倍，邺城墓砖长大都在25厘米。在东吴墓中曾发现的最大墓砖长46厘米、宽22厘，西高穴墓葬砖比东吴墓最大砖砖还大。

汉代的墓砖都是小砖，体积变大的都在魏晋以后。从砖的大小上也可以对西高穴墓葬的认定作出怀疑。当然，不排除是特制的墓砖。如1951清理发掘的曹植墓，墓砖均较大，长43 厘米、宽20 厘米、厚11 厘米。

从墓的券顶来看，也有疑问。

 

图：1984年发掘洛阳杏园6号曹魏墓剖面、平面图（图源《考古》1985年第8期），这也是曹魏墓制形态的一般特征，既有明显的东汉墓风格，但已有曹魏时代的变化。

 

攒尖顶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阳宅屋顶造型，它是在圆形和正多边形建筑的屋顶常用形式。在阴宅来讲，它是方形墓室上常用的。

 

曹魏墓葬的墓室顶部结构有弧形顶和四面结顶（攒尖顶）两种，但后者已为主要的形式，攒尖顶此后更为流行，因为墓室几方形转变了。如朔州北魏时期丹阳王墓，就是攒尖顶。

 

西高穴主墓室为四角攒尖顶，和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潘伟斌先生将之作为西高穴葬是曹操的证点之一，这也正说明此墓的年代应该是晚的。当然前期也不是没有发现。

潘先生也应该很清楚攒尖顶墓在东汉和魏晋以后的流行情况。2005年开始, 潘所在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对安阳北部漳河南岸的固岸墓地考古发掘, 共清理出300多座墓葬。在2009年3月由潘执笔的发掘报道中报告，其中编号为M51的东魏墓葬, 其形制以及出土器物基本上和北齐墓相同, 墓室平面呈外弧方形, 攒尖顶。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院院长韩国河先生的观点来论，墓室为直边垒砌出，四角攒尖顶式墓葬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韩得出的结论是，“对照西高穴2号墓的墓型特征，其相对年代定在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比较合适”。

 

我要问，为什么就不能是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及其以后时期？现在不少“挺曹派”人士，总是喜欢“四舍五入”，不利因素忽略，把有利东西的放大，这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其实，考古真相很多时候就在被忽略的细节里。

考古报告中认为，从字体上来说，墓前室所出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上“魏”字写法，具有东汉末期的时代特征。在“委”和“鬼”字中间加一“山”字，这是东汉至魏晋时期存在的特殊写法，北魏以后中间的“山”字已不再出现。

 

这也是一方观点，在苏州论坛上，已有金石研究学者反驳过了，可以看看金石研究学者李路平先生的论文。

考古报告中认为，“常所用”等用语也符合当时的语法习惯。如《三国志吴书》上就有孙权“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给周泰的记载。

 

这个“常所用”确实存在。但不是出现在曹魏的中原地区，而是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的孙吴国。《吴书》上称孙权把自己“常所用”赐给了爱将周泰，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曹魏和孙吴在语言习惯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不像现在网络时代，比如一个“曹操墓被发现流行语，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甚至全球。那个时代是做不到这点。

 

另外，考古报告中引用的孙权把常所用赐给周泰这件事情，恰好说明，将“魏武王常所用”石牌作为认定曹操墓的关键证据是不可靠的，站不住脚的，说明这个墓主是接受“魏武王”所赐“常所用”物品的人。（作者特别说明：非经倪方六本人同意，不得转载和出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