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1973年9月5日、7日，小学生黄帅的两篇日记，引发了一个中国当代史上的著名事件，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运动。

    1973年，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黄帅9月5日、9月7日这两天的日记表达了对老师的一些意见。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时，他爱理不理，不象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有同学反映你和×××……，你内心非常爱听×××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了，请批评指正。
          九月七日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以后，对黄帅不满，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查她和老师的矛盾。

         来信全文如下：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
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黄帅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当时的中央委员谢静宜看到了此信，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谢静宜在“文革”中是全国闻名的大人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姑娘，一度掌控清华、北大，成为中央委员。她1953年从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机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资料。1957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员，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谢静宜亲自给黄帅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小小的少年被历史的洪流推上了政治的舞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教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被冠以“臭老九“的帽子，书本也随之被学生们抛弃：知识越多越反动。

    这个时期发生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其中包括“王亚卓事件”。

    “王亚卓”，是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邢卓的化名。黄帅事件发生后，他们用这个名字一起给黄帅写了一封信。

    【摘自《60年语录》，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并补充了一些来自网上的资料（北京知青网《再谈“黄帅日记”事件的来龙去脉》农历网《黄帅事件掀起破师道尊严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