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忠臣”

这是“臣”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是个象形字，象一只竖立起来的眼睛的形状。什么时候人的眼睛才能竖立起来呢？很简单，低头的时候。人在低头的时候，从侧面看过去，眼睛就是竖立的。什么时候人会低头呢？当奴隶在主人面前的时候。奴隶是不能抬头正面直视主人的。因此，“臣”这个字的本义就是男性奴隶。

左民安先生在《细说汉字》一书中考证道：“孔安国传《书经·费誓》时说：凡是奴隶，‘男曰臣，女曰妾’。由‘奴隶’又可以引申为‘俘虏’。”《说文》曰：“臣，事君者也。象屈服之形。”这是从男奴和俘虏进一步引申出来的词义。在国君面前，“臣”处于下位，恰如同奴隶和俘虏的下贱身份；“象屈服之形”，“臣”才在国君面前屈下了本来应该平等的双膝，叩头如捣蒜成为“臣”的常态。

在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时代，“忠臣”是那些有抱负、忧国忧民的读书人的最高奋斗目标。杜甫有一句经典的诗句：“忠臣词激愤，烈士涕飘零。”之所以“词激愤”就是出于忧国忧民之心。但是再“激愤”他也是一个“忠臣”，他仍然要效忠于国君。

民主的概念传入中国，当然是在君臣的等级制被推翻之后。四九易帜，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很不幸的是，这个谎言被“自己人”、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给揭穿了。

8月24日，李荣融先生卸任时，讲了这么一番话：“我自己评价自己是一个忠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事业无怨无悔。”这就是李荣融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忠臣”观：二十一世纪了他的膝盖还是发软，他还没有走出皇权时代的等级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忠臣”屈膝下跪的当然不再是皇帝，而是他口中的“党、国家、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却惟独没有“人民”。党，国家，事业，人民，是四个大词，是蹲踞于森严的高处，居高临下俯视的抽象概念，本身并不具备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李荣融先生即使真的想屈膝下跪，恐怕也无法真的跪倒在这四个概念面前，他总不能写个牌匾，上书此四个概念，然后跪倒吧？在皇权时代，“臣”屈膝下跪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就是国君，“臣”只能和“君”对举，“臣”的身份只能严格地对应于“君”的身份，除此之外，以“臣”的身份下跪于任何一个人都属僭越，更遑论什么抽象概念了。

况且，皇权时代的“忠臣”，在例行的下跪之外，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重要功能，即杜甫所谓“词激愤”，皇帝出台了与苍生不利的政策，“忠臣”一定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作“激愤”状，甚至不惜“文死谏”，历朝历代多有，不必赘述。因此，“忠臣”并不如“现代忠臣”李荣融先生理解的那样，总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一味地表扬和自我表扬；即使诤谏也是“忠于”的另外一种形式，但不惜生命的“文死谏”，仍然可以视为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冒犯，一种拨乱反正。那么，作为现代皇权体制内要员的李荣融先生，什么时候见过他真的出于忧国忧民之心“激愤”的时候？我看他倒是一位婉约派呢，他连古代“忠臣”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