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合同、第一个卫星发射合同、第一个海洋石油开采合同的参与签订者，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一届副会长，第二、三届会长，国际律师协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目前最年长的执业律师——

    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事业高峰和卓越成就，如同一连串炫目的光环，给今年已84岁高龄的任继圣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任继圣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创建之初的第一批人大学子。目前是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顾问委员会主任。

近日，在北京方庄，我们有幸见到这位在中国律师界声名鼎沸，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老人。

“我是一个律师。”落座之后，任老递给我一张名片，指着印在上面的头衔，微笑着说，“而且，应该是中国目前最为年长的执业律师了吧。”

自从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任老就一直担任律师，身处其中，眼见着中国律师行业的变迁，堪称是中国律师业发展的见证者。

峥嵘岁月

如果不是事先有过了解，很难相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爽朗健谈的老人已经84岁。任老说，他经常都会拉拉单杠，游游泳。锻炼身体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得知生活的不易，让他对身体更为珍惜。

1926年，任继圣出生于安徽舒城。回忆往事，任老说只记得小时候都是些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日子，在街巷的墙壁上，随处都可见招兵买马的通知告示，新的旧的，一张张在风中招摇。紧接着，日寇侵略中国，山河破碎，铁蹄蹂躏下的老百姓民生多艰。

1949年解放后，任继圣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就读。那时的中国政法大学，不同于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1952年成立，前身是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以朝阳学院（创办于1921年，由法学届著名人士汪子建、江翎云、黄群、蹇念益等先生创办，曾经被誉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校”）为基础，在其校址成立北平政法学院，同年8月5日，中央决定把该校校名改为中国政法大学，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了校名，“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被任命为校长。其时，校址在海运仓。任继圣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1950年，经党中央、政务院批准，华北大学以自身为基础，合并中国政法大学，抽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任校长。任继圣于是随之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为第一批人大法律学子。当时，校址还在位于张自忠路的铁狮子胡同，1951年，才搬入位于北京海淀西郊的现址。

“从校门进去，往左依次有三栋楼，红一楼、红二楼、红三楼，我们就住在红三楼。”任继圣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学生学习特别刻苦，苏联的老师要求也非常严格，对学生们说一天睡四个小时就够了。同学们不停地看书，争分夺秒地看书，连《资本论》都能背下。那时，任继圣是当之无愧的学长，后来出自人大的学术魁首孙国华、王作富、高明暄、许崇德??都是他的师弟了。

在人大法律系上了一年本科之后，任继圣进入外交系就读国际私法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他成为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由于外交行业的特殊，政审特别严格，调派一般都要求团级干部。由此，成绩优异的任继圣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5年，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外交学院。于是任继圣又来到外交学院，几年后进入外交部国际法研究所。此后，“文革”爆发，任继圣被下放干校，直到“四人帮”倒台，才重新回到事业的正常轨道。

008号律师证

遭遇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重创和“文革”的十年浩劫，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建立的中国律师制度也几乎尽毁。

1979年12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宣布恢复律师制度。其后，律师事务所开始在各地出现。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这是中国律师的第一部法规。

1981年，司法部批准了第一批中国兼职律师名单，颁发第一批兼职律师证，第001号是任建新，任继圣则排在第008号。

任继圣被批准为兼职律师的渊源，要上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要搞经济建设和对外交往。“对外经济交往需要仲裁，那外国人就说，你那里没有律师，我怎么来你这里进行仲裁啊？因为我是学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就被叫来干这个事了。那时没有律师事务所，也没有法律顾问处。我们也不被称为律师，就叫法律代理人。”任继圣说。

“那时候律师很少啊。一方面‘文革’前的老律师不愿意复出，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许多律师仅仅因为曾经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就以‘丧失阶级立场’、‘为坏人说话’为由而被错划为右派；到‘文革’又彻底砸乱公检法，‘无法无天无律师’，这些老律师都被整怕了，心有余悸；另一方面，由于愿意当律师的人少，导致律师门槛很低，甚至连居委会搞调解的大姐也被弄去当律师。”任继圣说，当时他们不仅仅自己当律师，还得到处去动员老律师复出。

由于历史的原因，1980年的《律师暂行条例》带着计划经济的特征，将律师定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类似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性质，拿国家工资。任继圣回忆说，那时候的律师也跟别的国家干部一样，有行政级别，他的正局级级别也是很高了。他记得在1986年，有一回去一个市里做法律顾问，还没开展工作，当地的四大班子就都出来了。他一看当地接待名册上写着“任继圣律师（正局级）”，就说我是来给你们服务的。对方说，那怎么行，我们市长还不是正局级呢。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可那就是一段历史，一段事实。”任继圣说。

1986年7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在北京成立，邹瑜为第一届会长，任继圣为副会长。随后，任继圣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全国律协会长。

1987年12月，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任继圣说，这个机构是司法部直属的，当年，出于对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需要，要这样的机构进行一些对外联系。比如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会考虑到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因此，每一个项目都会有大量的外国律师过来，了解相关情况。而这个机构的作用就类似于一个中转站，接待外国律师，介绍中方项目的情况，联络双方。任继圣曾经担任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总经理。在他经手之下，源源不断的外资项目飞往国内。后来，他还曾经担任中国法律服务美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个在洛杉矶的法律机构被美国所注意，以后就停办了。

任继圣还记得那些经过艰苦谈判才得以签订的合同，第一个中外合资合同——长城饭店；第一个海洋石油开采合同——海上平台的技术标准非常复杂，和美国一个公司谈了三年；第一个卫星发射合同——是代表中国长城公司和美国谈的；第一个对外原子输出合同——在阿尔及利亚一住就是8个月，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一直没给家里信儿，结果家里人还以为自己出啥事了——

而作为中国最年长的执业律师，任继圣近几年还在从事着实务。2004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百事可乐与成都公司合资案，任继圣就是中方的指定仲裁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仲裁庭，连着开了25天。断断续续算下来，官司打了两年多。最后，任继圣出具了40多页的保留意见。

通过做这些案子，任继圣还有了个“意外收获”，那就是一个博大的“知识库”。听任继圣说话，经常为会他宽广的知识面而惊叹，什么暗物质、人工光合作用、转基因、核反应堆——任继圣说，做律师的，合同里总会涉及到各式各样的知识，多了解一些是必需的，否则怎么跟人签订合同？曾经有一个外国投资项目，中方出了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去谈合同，因为不懂法律，结果谈了3个月还没谈下来，只得来找任继圣帮忙。 “有外国人跟我说，你们中国的项目谈判是硬件太强，软件太差。硬件是指工程技术人员，这个软件就是指我们律师。”任继圣建议年轻律师多学习，以备工作中的不时之需。

律师是什么

当了30多年的律师，任继圣很感慨，这么多年来，社会终于对律师有了正确的看法和认识。

无论是认为律师是“为坏人辩护”，还是后来出现“正局级律师”的笑话，任继圣认为，这都不是对律师的正确认识。他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就有记者采访我，问我中国律师是干什么的，我回答，中国律师是受当事人的委托，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并从委托人那里取得报酬，通过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保障社会长治久安正常发展。而且，律师工作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国家属性，即律师是以法律为职业，而法律属于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律师必须依据其本国的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曾经被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律师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律师的身份也相应地要发生变化。1996年《律师法》诞生时，律师的身份被定位为社会中介服务人员。2007年《律师法》修改时，律师又被定位为自由执业者。

相应地，律所的组织形式也在变化。律师制度刚刚恢复重建时，律所组织形式只有法律顾问处，这也是国资所的一种形式。任继圣还记得，1985年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同时，一些律师事务所为了求得发展，也在不要国家编制、放手发展的道路上探索。1986年，司法部开始在一些地方试点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这些所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1988年，合作制律所成为律师事务所的主要组织形式。1996年《律师法》增加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2000年以后，司法部又实行了个人律师事务所试点。

回首这30多年律师业日益兴盛的蓬勃发展，任继圣说，这个历程说明，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律师的工作与百姓的生活密不可分，律师既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律师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任继圣说，目前对于律师的管理工作也已经走上了轨道，各地都有了律协组织。律协是律师行业的自律组织，依法对律师实行行业管理。在1995年全国律师协会换届时，产生的第三届全国律师协会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完全由执业律师担任。现在，大多数地方律协的领导已经实现了由执业律师担任的目标。

前一段时期，很多律师都在讨论，律师工作到底是为了“谋财”还是“谋道”。任继圣说，律师的法律服务是商品性质，但法律服务不是一般的商品，不能没有任何底线地乱来。“我的回答是‘财道统一，以道谋财，精心修道，道深财茂，该取必取，该助必助’。为什么这样说呢?谋财，就是要生存、要赚钱；谋道，是要求律师提高政治素养和法律知识与办案的技能，以求得公平正义、符合世道人心。从某种层面上讲，这两者是可以统一的，谋了财，同时也谋了道。但是，要以道谋财，在赚钱的道路上，要坚持依据法律和事实。这样，才能道深财茂——这样的事情我们见得多了，许多事业成功的人，都是有理想追求的，不会为了蝇头小利就放纵自己，堕落自己。该取必取，是指律师是要从委托人那里取得报酬的，在法治条件下，对于依法创造的利益，该取则取。该助必助就是说需要法律帮助的人即使没有钱律师也必须帮助。”

任继圣对一个法治社会的完整法律框架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首先是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与法学宣传，这是基础；第二是立法，指导思想很重要；第三是执法，公、检、法、司等必须严格执行自己的职责；第四是维权，即权利人维护自己的权益，这里就需要律师。“现在的法学思想很活跃，可是真正能促进发展的理论还是很少。比如都说要公平正义，如何实现?现在的某些现象又是否公平?中国需要几个大的法学家。

“我今年84岁，在动乱中过了50年，期间不停地有战争或运动，一个接一个的。这些年来，社会正在稳定地发展。我真诚地希望能通过律师的工作，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与长治久安。”任继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