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省招办拒绝投档。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正如复旦大学招生办负责人丁光宏所说，复旦大学和陕西省招办都没错。复旦大学执意招录孙见坤这个“国学小天才”，是想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陕西省招办坚持拒绝，是不想破坏招生公平。陕西省招办担心，一旦开了这个先例，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考生以大学和教授的坚持为由，而对其他考生造成不公。

这就是中国高考改革的命门：一方面，想突破高考这一应试教育体制下选拔人才方式的局限，另一方面，又想用高考这一“不最坏的制度”来确保教育公平。由于无法保证公平，任何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都会在持续不断的争议之中。

以北大自主招生为例。2010年北大自主招生试点中学校长推荐制，让全国39所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被推荐的考生可以降低30分被北大录取。由此引发了社会热议。在林林总总的声音中，可以发现，尽管这样的“推荐制”上大学的方式一直以来在国外实行得很成熟，也尽管国内致力于大学招生的改革者对此寄予厚望，但民众却是一边倒的反对，生怕一些具有推荐权力的校长徇私舞弊。

事实上，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我们也是推荐制上大学，结果呢，上大学成了一部分强势群体的特权；即使现在在高考这一确保公平“最不坏制度”的面前，每年各种徇私舞弊，侵犯高考公平的现象也几乎让人审美疲劳。历史教训和现实困境，足以抵消人们对高考自主招生改革的热情。

高招自由存在的前提是，这个社会要以诚信为主。无论是期待自由招生的大学、教授，还是享有推荐权力的中学校长、社会贤达，都必须像鸟儿爱护自己的羽毛一样、人类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声誉。不仅需要当事人的自觉——靠内心的良知约束自己，还需要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系统——靠外在的制度来约束当事人不诚信的行为。内心的良知和外在的制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尤其是，外在的制度，特别重要。

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是一种社会安全号。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安全号，就像身份证号码一样终身相伴。在这一安全号下，每个人的行为，是否诚信，都会留下记录。因为人人都知道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在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人人都知道一旦不诚信，就会终身受损，寸步难行，所以，即使心中想徇私舞弊，在实际中也是万万不敢。

而正是陕西省招办无法确认复旦大学和那些教授们是否处于公心执意招录孙见坤，或者是即便是确认了处于公心，但无法保证以后一些考生不会徇私舞弊通过关系打通相关的大学和教授以期破格上大学，所以，为公平起见，他们拒绝了复旦大学。也许，陕西省招办的拒绝不利于孙见坤这个“国学小天才”的发展，但却避免了今后有人借此徇私舞弊、托关系、走后门，从而保证了高考招生的公平。

说到底是我们没有一套诸如社会安全号的制度，事实上，缺少这一制度，影响的岂止是高考改革，目前我们社会诚信中劣币驱良币现象，更是这一制度阙如的结果。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8/25/content_33903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