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初中的时候就在重点教会学校（潞河中学）读书，然后由于家庭贫寒而放弃了继续读高中大学的道路，并参军入伍，但当时西藏叛乱，某些战友去平叛，他则应家里的征召转业回家，然后在乡镇企业做技术类的工作，一干就是30年，企业破产了他也就赋闲在家，然后东北某个机械制造型的企业，邀请他去做高级工程师，他却谢绝了，专心在家里陪伴妈妈，抚养我和两个哥哥。
回顾以前跟他在一起的人，当初在一起上那个初中的，
记得新世纪前后的某年，老爸偶然遇到一位战友，相聊甚欢，几次之后，老战友说他的儿子从新疆和田运回来满满一卡车的玉石，发愁没地方放，征求老爸的意见，老爸同意让战友的儿子把玉石卸在我家院子里，那些石头小的大约几十斤，大的有数百公斤，数吨重的和田玉石在我家院子里，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雪盖，放了许多年。老爸越来越觉得那堆东西碍眼了，终于有一天，他打电话给老战友，让他儿子把那堆东西拉走，老战友颇为歉意，执意要给老爸留下几块，老爸执意不肯。也就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后来有人遗憾地说，不要说数百公斤的，就是小一点的，拿去加工两件成品，都已经可以得到不菲的价格了，虽然是石料，而且成色没有经过鉴定，毕竟是产自和田的东西，应该会有人会花大价钱买的。
年轻的时候，心态浮躁，经常遭到老爸的责备，因为他认为我不成功，甚至很失败，那些读书比我差的，成绩远不如我的，学历也没我高的，都有了一些积蓄，盖房的盖房，娶妻的娶妻。而我除了一些空虚的思想、灵感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之外，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没有保留下来，连个儿媳妇都遥远不见身影。
被责备得急了，我就会反唇相讥“我不成功是因为我有个不成功的爸爸”，老爸则否认我的指责，表示“我看自己就挺成功的：家庭和睦，父慈子孝，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随着心智的逐渐成熟，我也逐渐认识到老爸那些引以为自豪的成就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内心从不平而变得平和，从归咎变成敬重。深切地以当初少不更事的时候的言论为耻。
但我遗憾地看到，现在许多学者，虽然学识与责任感颇为令人仰慕，但其言行却与少不更事的时候的我，颇有几分相似。
比如《明清500年兴亡：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样的图书，就是在追溯中国500年来逐步落后的原因。作者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同时，作者还探讨了一系列大问题，比如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等？并藉此重估新中国的体制问题，出版社的编辑认为，其观点和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类似的学者有很多，类似的著作同样很多。
中国的学者，特别是了解一些历史的同时又了解国际金融的学者，那些学贯中西的学者，正在试图做一件“伟大”的事业，那就是把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超前推，一定要在关键的节点上看到中国战略方向选择性的错误。然后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地高声说“你看看，早就说过，中国现在的落后不赖我”。
坦率地说，本人尚缺乏足够的时间与耐心去做类似的对比研究，偶然在某个时间节点对比开去，也会有深切的遗憾——假如当初不是那样，而是……，那该多好！假如某个历史人物没有那么说，也没有那么做，历史就会重写，中国就不会遭遇落后挨打。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但历史不相信假设。
没有人能去判定50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连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都未必会有清晰的认识，否则就是先知了。不用说领先很多，即使仅仅只领先一小步，就足够了。
这是在1998年我在广东某制造企业曾经想出的一句广告词“永远只领先一小步——够了”，但终究，那家企业没有进行任何市场推广，那句广告词也就成了历史。
学者们是初衷是论证导致中国从兴盛到衰落，使得中国从“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王者风范到被欺凌被压迫被奴役状态的核心原因。
但论证的结果，似乎总是要把那些功勋卓著的改革家，
在他们看来，拒绝先进就是因循守旧，变革的核心既然没有取得好结果，那么就意味着那些变革者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在他们看来，日本人在嘉靖年间对我们东南沿海的骚扰，客观上是会让大明清醒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警醒，到了康乾盛世之后已经呈现了落后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重视；到了道光与同治年间才先后遭遇两次鸦片战争，那些虽然不能说是善意的，但至少是部分善意地在敲打中国——该醒醒了，别睡了！
但中国积重难返，直到英法联军变成了八国联军，直到帝制被推翻，才不得已废除了科举制度，才引进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但中国一直都没有很好地以学生姿态向西方学习，错过了日本送来的“大东亚共荣圈”，误解了美国人的“民主政治”，甚至连（前苏联）老大哥都没有用心去学习。这一切都导致了1978年之后，国门打开的时候，忽然感觉自己居然落后了那么多！
——并不是说反思历史不对，也不是说那些学者们的著述都一钱不值，更不是说一定要把祖宗时刻顶在头上束缚自己的手脚，但这种对历史的解读让我们感觉很可怕，似乎以前的英雄恰恰成为保皇误国的贼子，以前的奸佞却是希望借助外部力量促进改革的先驱先烈，而那些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与耻辱的列强，居然都一直在以善意的方式拉中国一把，以使其不要在泥潭之中沉溺太久！
历史的评判在我们当下都截然相反了，这种辱没祖先的言行与思维方式恰恰是最为值得悲哀的。
三个月前，本人写了《鸦片战争170年后，中国是否会继续挨打（6月29日）》一文，文中说：
170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该打！
全然拥抱国际化，就会在人家来打我们的时候，偏偏笃信那是出于善意的，是用先进文明来解救落后文明，是无私地伸下一根救命稻草，解救在泥潭沼泽中不断往下沉的垂死之人。在他们看来，侵略者，不管是用枪炮还是用文化信仰侵略，那是恩人而不是强盗，而那些抵抗者是恩将仇报，所以应该敞开大门迎接，那样的人在战争时代会用叛国的方式投敌，在和平时代会用权利与政策卖国。
170年前，中国由于封闭而挨打，170年后，中国是否会由于开放而挨打？
170年前，中国由于漠视世界而挨打，170年后，中国是否会由于放弃民族之魂而挨打。
我们总是下意识地从当下的标准去要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古人。
比如拍摄那些用当下技术装备去继续时空穿梭，并解救陷入危难之中的某位先祖或者是可以改变历史的人。那些古人面对后人的孤陋寡闻简直是太可笑了。这种“关公战秦琼”一样的荒诞总是能够带给今人一些莫名的优越感。在似我等理性的人看来，那用于排遣寂寞的kill time还可以，却是十足的浪费时间。
而我们严谨的学者，却在犯类似的错误，比如我们总是在责问那些古人：
为什么他们不能先于欧洲建立中国的金融系统，为什么不能早些建立现代的教育系统？
为什么要让儒家的愚忠愚孝统治中国那么多年，而把那么优秀的教义拒之门外？
为什么中国要避免来自外界的一切影响？
...... ......
毕竟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技术、治国、医疗、教育、信仰以及金融体系，哪一样早一些被引入中国都不会导致中国处于如此被动挨打的地位。
他们每个人都自视比周围的人聪明，更是比古人聪明，甚至那些在当下某个领域的成功人士，都会被看出在某些方面比不上自己。那不纯粹是阿Q精神，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与方法问题。
那不是悔恨，就是知耻而后勇的奋起直追。追的是什么呢？
在他们看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就意味着必将继续落后，不承认自己以前犯过错误就意味着以后会继续犯类似的错误，那无疑都是可笑可悲的。
任何悔恨与知耻而后勇都是在怨恨中度过，是一种辱没先祖的内心。
我们不应该漠视那种差距的存在，更没有否定特定逻辑下的某种趋势，关键是为了与模式趋同是否我们就要放弃从历史传承的祖先的优良传统？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要把先祖的灵位砸烂，再踏上一只脚来宣泄我们的忿恨？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淡定。
首先就是认可先祖自然有强于我们之处，出于感恩之心，出于敬畏之心，然后低下高昂的头颅，心态平和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毕竟后人评论我们，并不是以我们如何贬斥前辈，证明自己多么高明就会给予我们多少敬仰的，而是我们做出了了什么，给他们留下了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从内心从不平而变得平和，从归咎变成敬重之后。
本人深切地以当初少不更事的时候的言论为耻。经常将心比心地跟老爸进行沟通，由此越来越感觉到貌似平凡老爸身上有某种值得仰慕的东西。并尽量以多做一些值得后人尊重的事情为原则。希望不至于遭遇后人的唾弃。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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