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提及“工人”这个词多少会令当局尴尬：作为这个国家名义上的领导阶级，他们黑如焦炭，泥地里打滚，号咷着南来北往，脚下没有一寸土地，口袋里没有一个铜板，蹲在马路边吃糠咽菜，头顶歪歪斜斜扣着像五星红旗上那五颗亮晶晶的小星星一样黄灿灿的安全帽，躲在工地的草丛中手淫，精液滴在矿坑里，死后则被胡乱填埋在祖国的角角落落，坟头长满现代化的各色花朵，最红最红最红的那朵叫GDP之花，折一枝插在祖国母亲的阴唇上，8000年的老母亲顿然变得像小女生一样，一日一新，号称“新中国”。

祖国富强是20世纪过来人的共同心愿，小个子伟人献了两条连环计：一曰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二曰一国两制，然后共同实现共产主义。全国人依计而行，最终发现这不过是个阴谋，真相是：先富消灭富不起来的，然后实现共同富裕；党内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党外实行奴隶制，此谓之一国两制。

大面积消灭富不起来的，该用何法？坑杀、棒杀、奸杀都太慢，于是“用疫苗消灭10后，用奶粉消灭00后，用考试消灭90后，用房价消灭80后，用失业消灭70后，用城管消灭60后，用下岗消灭50后，用拆迁消灭40后，用医改消灭30后，用福利消灭20后”。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工人艺术团于近前排演的话剧《城市中的村庄》，尽管很粗糙，但基本以看图说话的方式表达了工人在这个由他们当权的国度的悲惨处境。富士康、房价、两地分居、无休无止的加班、流水线、三聚氰胺……这些关键词织罗了一个关于背叛与出卖的故事：先锋队过河拆桥，将他们留给了河这边的敌人，然后架起机枪在河对岸阻击他们涉水泅渡。

要是处于20世纪20年代，他们也许会啸聚街头或者山林，红旗漫卷西风，然而今日，他们像教养良好的奴隶一样，开始学会了讽刺与挖苦——这种象征意义上的话语革命，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操你妈！这句话跟青年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相比，从可行性角度来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毛毅然决然上了井冈山，而目下之工人，只能望着小洋楼上住着的敌人的妈妈们兴叹。借用剧中人的一句台词就是：我们盖了这么多楼，却没有一间是我们自己的。

在演后谈里，新工人艺术团介绍了他们的NGO背景，这一幕颇为荒诞，团长站在讲台上，口里念叨着的，竟然是“公民社会”。我在想，先锋队听了，会不会认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马前卒或者卧底呢？简而言之，先锋队的母亲、妻子、二奶以及女儿们，早已是美帝国主义公民社会的公民了，而工人却躲在矿坑里期待着公民社会从天而降——等待他们的，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冒顶、透水、瓦斯与毒气，还会有什么呢？

坑挖好了总得埋人，现今的问题是：到底埋谁？民族主义觉得应该埋日本人，新左认为应该埋资本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应该埋工人，因为只有工人已经蹲在坑底。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讨得先锋队欢心，原因是他们的方案最省成本。

农民革命与工人革命在方法论上俨然分道扬镳了：失地农民采取自焚的方式，而产业工人则只能采取跳楼的方式。自焚者反对城市包围农村，他们俨然在保卫家园；而跳楼者在反对什么？又在保卫什么呢？

整个20世纪革命因此变成一桩笑话：大多数人戴上了枷锁，为的是一小部分人戴上避孕套。

所以，不论民族革命，还是新民主革命，简而言之，都可称之为避孕套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