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自90年代末开始全国扩张而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争议不断，它彪悍的扩张方式让竞争对手和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敬畏有加，和其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都会争取塑造一个融洽的社会形象不同，国美在社会眼里就像一个威猛生涩的野孩子，武功高强却桀骜不驯，但国美又像日本电影《哥斯拉》中的怪物哥斯拉，仿佛拥有了变异的染色体，迅速成长为一个让所有人侧目的巨物，在近几年的行业整合战役中，又迅速收编永乐、大中等家电连锁业地方诸侯，和苏宁一起成为家电零售业的“绝代双骄”，而坊间所传其创始人黄光裕的各种故事，更增加了国美的神秘与怪诞。

　　黄光裕因行贿和违法的资本操作而被捕并判刑更增加了国美的传奇性，在黄光裕被捕之处，把董事局主席职位交与总裁陈晓，并由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王俊洲代行自己的签字权，从国美这两年避免了因董事长入狱而让企业也同时陷入经营困境的结果看，这个安排应该说是有成效的，但让黄光裕不满并决心要赶走陈晓的原因主要在于引入的外部资本可能让黄失去对国美的控制权，而引资中对管理层绑定的附加条件也强化了陈晓等管理层对国美的掌控，以这时期一些媒体对陈晓的采访资料分析，陈晓其实并不避讳其所采取措施的主旨就是国美的“去黄化”，让国美变成一个真正的公众企业，而黄光裕蜕化为一个单纯的大股东身份，放弃对国美的控制，但这确是黄光裕所难以接受的，由此形成双方公开的决裂。

　　如果说陈晓推行“去黄化”还有当年被迫把永乐出售给国美的“个人恩怨”和“老板情结”的话，那么以王俊洲和魏秋立为代表的曾经的黄光裕的铁杆部下也倒向陈晓，从而形成国美董事会和黄光裕家族的对决，则是需要黄光裕对自己的强势领导方式应该反思的事件，这里面可能有陈晓利用股权激励拉拢的成分，有对黄的漫长刑期中还是否能够掌控国美的怀疑成分，但“国难显忠良”，危难时期部下倒戈，最终还是由和平时期的“刻薄寡恩”之因所种。

　　国美的控制权之争给公司治理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实践课，特别对于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家族企业来说，上市并不是简单的从资本市场圈钱那么简单和有利，当公司从完全的家族企业变成公众企业之后，实际上也意味着创始家族放弃了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即使保持着绝对大股东地位，其实也面临着资本市场“用脚投票”的胁迫，而如果只是保持相对大股东地位，则可能会遭遇被驱逐出公司权力阶层的风险。另一方面，当公司因为人力资源的约束而引入外部经理人，也可能会遭遇被“职业经理人”架空的风险，除非创始人目的在于从资本市场上通过出售股份回收财富并甘心作享受资本收益的“寓公”，那么，在引入外部投资者和外部经营者之时，如何与外人打交道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从公司治理实践看，股份的比例只是保持对公司控制权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利益相关者（股东、经营层、上下游以及政府关系等）中的威信及支持往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有了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即使仅仅保持小股东地位也可以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比如比尔·盖茨在微软的股份比例只有不到10%，但这不妨碍他对微软经营始终保持着绝对的控制，柳传志在联想甚至只有百分之一的股份，但他赢得了上至中科院大股东，下至管理层的支持，所以一直是联想真正的控制人。但如果只是谋求股份上的绝对控制权，却众叛亲离，即使仍然是公司的控制人，也难免衰败的命运。

　　所以我们看到，国美的控制权争夺实际上发生在两个层面，一个是从法律意义上对股份份额的争取，一个是在舆论层面上对经营理念上孰是孰非的交锋，无论黄光裕还是陈晓，在当下最需要告诉股东和社会的都是：谁将给国美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