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纸上的帝国（1）
第一章 纸币
马可·波罗从忽必烈汗手里接过那件意味深长的礼物时，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那表情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我对其可靠性确信无疑，因为那礼物不是别的，而是一张中国纸币，轻薄如纱，上面横横竖竖，印着他不认识的汉文，四周簇拥着枝叶繁茂、密不透风的花纹。这位威尼斯商人无法相信，这张薄纸，居然如一纸宣言，宣示着财富的存在。那无疑是一张有魔法的纸，它把财富归结为一个空洞的数字，又把空洞的数字，变作毋庸置疑的财富。
这是一种一旦出“境”就失效的魔法，只有在中国，这张纸才有魔力，在欧洲，在意大利，在威尼斯——那个商贾云集的港口城市，没有人会轻易相信一张纸对于财富的许诺。人们只对金子的诺言确信无疑。人们会把他视为骗子。在那里，没有兑换的银行，无法计算外汇排价，不同货币之间的对话无法进行。神通广大的纸币，在他的故国走投无路。
一张神奇的纸，凝结了古老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造纸和印刷术。但“四大发明”决非中国人智慧的全部，在它们之上，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四大发明”的意义，并不止在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奠定了一个自我衍生系统，每一项基础发明，都如基因一般，为进一步的繁衍预留了可能性，纸币，就是它们最杰出的后裔。纸币的神奇，并非仅在于它体现了造纸与印刷术的完美结合，而在于实现了符号与物质之间那种隐秘的对应关系。它所体现的金融原理，始终为马可·波罗无法理解。他把制造钱币的方法视为一种点金术，只要盖上某种特别的印章，一张平凡的纸就立刻变得与金银一样有价值。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在此汗八里[1]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2]这些看似势单力薄的纸页，实际上拥有统驭万物的法力，使财富超越了具体事物的局限，又可以在具体的事物上落实。它那么轻。它的重是在人们心上。它用最简单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权威。没有什么能比它更能体现中国人的抽象能力。
中国行用纸币，由来已久，汉有白鹿皮币，唐有飞钱，宋、金有交子，元代纸币，只是袭用宋、金之制。[3]“其法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4]，也就是说，钞票的发行，须以实物为根据，纸上的财富，与现实中的财富，形成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5]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面值分别为：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至元十二年[6]添造厘钞”，面值分别为：二文、三文、五文……[7]身份各异的钞票，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虚拟王国，疏而不漏地行使着它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马可·波罗把他对纸币的惊奇写进自己的游记，《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纸币的描述与《元史》完全吻合：“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8]
“至元通行宝钞”——纸上的文字，端正精致，至今清晰可认。一张元代钞票，与一张现代钞票几乎没有区别，上面的文字，多以汉文书写，辅以蒙文，除了币值，就是发行单位名称，只是防伪技术不尽如人意，作为补救，把惩罚措施，以较大字号，印在醒目位置——“伪造者处死”。在元朝初年，纸币被定为惟一流通的法币，金银币的流通被严格禁止。到14世纪，纸币才在伊斯兰诸国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纸币，也可以被认作蒙元时代中国人独有的国籍证明。
宋朝名为“交会”的纸币，是否可以兑换成元朝纸币“交钞”？公元1275年，元至元十二年，一场辩论在大臣们之间进行，主持财政事务的大臣阿合马把争论内容如实秉报了忽必烈。那时的阿合马像他的朝廷一样春风得意，丝毫不会想到他的脑袋将在七年之后的某一个风声空旷的深夜被击成五彩斑斓的肉屑。忽必烈在穿越了反对派姚枢、陈公履等人的唇枪舌剑之后，挖苦他们说：“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问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9]宋朝的纸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元朝的纸币。我们看到纸币在时间上的接力——它不会像朝代一样过期作废，而是得到了时间的默许，畅行无阻。宋朝“交会”与它代表的朝代寿终正寝，但它的价值还在，它在游离了宋朝的纸面以后又在元朝的纸页间回归，它在超越了政治的敌对之后顽强地存在着，犹如一场戏，主角可以更换，但是有关财富的梦想，却永远不会消失。
第二章 金牌
前面提到的公元1275年，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与那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楞头青密切相关，尽管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一年，如诗如画的大宋江山被蒙古铁骑撕得粉碎，犹如他们的“交会”转换为元朝的“交钞”，他们创造的文明无一例外地成为为蒙古人精心准备的见面礼。大汗的军队杀入建康、扬州，不久，声誉扫地的宋朝重臣贾似道被贬，并在押送途中被害死。21岁的马可·波罗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闯进草原上那个由金碧辉煌的石头宫殿与五彩缤纷的帐篷组成的世界帝国的都城——元上都，为此，他已经在道路上奔波了将近4年。这年秋天，他的新朋友忽必烈汗把他带进刚刚建成的元大都——汗八里。也是这一年，一位名叫列班·扫马的蒙古突厥人，则从北京西南50公里的房山“十字寺”启程，与马可·波罗相向而行，循着马可·波罗的来路，向西，沿丝绸之路南路，即河西走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踏上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茫漠旅途。
如果我们打量蒙元时期的世界地图，我们会被这个蒙古帝国的疆域吓住。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最睿智的人也不知它的尽头在哪里。飞奔的骏马使蒙古人拥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空间感，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东南西北，而只有前方。1203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从中亚一个很小的蒙古部落出发，开始他征服欧亚大陆的旅程。到1227年，只用20多年时间，就建立了一个东起日本海，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成吉思汗的军队作战时，一路高唱蒙古长调，他们征服世界的伟业越是成功，他们离家的路就越远，于是，那些豪迈而忧伤的蒙古长调随同刀光血影一道掠过欧亚大陆，并在一些地方落地生根，至今徘徊不去。一代天骄之后，蒙古风暴迅速扫荡了中亚、东亚、南亚、中东、东欧。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挥师西北，穿越高加索，横扫南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与乌克兰，并一路凯歌，挺进波兰、匈牙利，在一举歼灭德意志骑士团后，跨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饮马亚得里亚海滨。1241年暮春的一个早晨，佩斯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满世界都是蒙古骑兵，尘土蒙在他们脸上，像一只只麻木的陶俑，只有被热血所污的眼睛依然敏锐，警醒地观察周围。那是一个真正的华丽血时代，这个世界已然找不到任何一股力量能够阻挡蒙古人的马蹄，整个世界原来只为他们所设。随着忽必烈汗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第二年（公元1276年）占领南宋首都临安，整个欧亚大陆几乎已经变成一个国家——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国。
塞尔住苏丹凯哈武思二世将自己的肖像绘在一双鞋底上，献给旭烈兀——蒙哥汗和忽必烈汗两任大汗的弟弟，希望伟大的汗王能将他高贵的双脚踩在这个贱人的头上。他以这种卑贱的方式表明他的臣服。这是公元1258年2月，马可·波罗刚刚4岁，整个巴格达被烟火笼罩，持续17天的血腥屠城之后，旭烈兀继续他征服新月地带的征程。
酋长哈米勒，是被捆绑着推到蒙古士兵们面前的。士兵们撕破他的长袍，用洁白的刀刃，从他浑圆的肩膀上旋下一块肉。起初那块肌肉还试图顽抗，但那块绷紧的肌肉在尖利的刀刃面前自然不堪一击。转瞬之间，它就离开了酋长的身体，投奔了士兵的刀尖。那把血淋淋的刀，把肉举到哈米勒面前，似乎在炫耀它的胜利。不知是由于愤怒还是疼痛，酋长的身体不住地颤栗。刀尖上的肉在脱离主人的身体之后，也像主人一样颤栗着，像一朵抖动的火苗，鲜红艳丽。蒙古士兵把肉切成碎块，肉块在刀刃下滚动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尖叫。士兵们送到哈米勒的嘴里，又将刀刃抵在他的脖子上，命令他咽下去。哈米勒的嘴蠕动着，血水沿着他的嘴角流淌。就这样，他身体上一块块消失的肉，经过他的嘴，又一块块回到他的身体中。他身体上的肉一块块减少，他肚子里的肉一块块增加，但他被喂饱的肚子无法抵消他肉体的缺失。他在这种循环中慢慢死去。他死后，蒙古士兵割下他的头颅，挑在长矛上，变成胜利者的装饰，加入了在大马士革游行狂欢的队伍。
站在被征服者的立场上，蒙古人无疑是魔鬼。无须为他们的暴行辩护，也无须为他们功勋津津乐道。公平地说，他们是一群兼具了勇士和魔鬼特质的人。梦想的成长首先要归功于敌人们鲜血的浇灌，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训练了他们的利爪与狼心。13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豪迈的世纪，一群群骑士聚集在大汗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在他们眼中，整个时代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狂欢；同时，也是最黑暗的世纪——这个世纪里，大陆正变成一个望不到边的超级墓场，弥漫着死尸的腐烂气息。群马奔腾之后，便是可怕的寂静，浑圆的月亮悬挂在墓顶，墓上的清辉有如磷火的凝聚，被白色的雾气所缠绕，仿佛噩梦，挥之不去。
整个世界屏住气息，倾听蒙古人的长调。他们从长调中聆听到一种阴森恐怖的意味。但蒙古人不这样想，对他们来说，长调仿佛一种启示，把灵魂向辽远的地方推去。每当长调在草原上回响，蒙古人的骨头里的血性就会被点燃，让人有飞升之感。多少年中，蒙古人就是吟唱着长调，纵马在昼夜间穿梭，远走天涯。农耕民族画地为牢，把世界分割成一个个各自独立的空间，而游牧民族却把它们全部串连起来。如果说农耕民族犹如固体，它的社会形态一成不变，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是物理性的，那么游牧民族就如同液体，形态不拘，四处漫溢，渗透到其他事物的内部，改变它们的形态——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是化学性的。但丁在他1310年完成的著作《论世界帝国》中大胆地表明，只有出现一个绝对的、权威的世界统治者，建立一个囊括四海的尘世帝国，才能协调不同人、不同民族的意志，谋取最大范围的和平。而在忽必烈汗手中，这样的设想已经实现。马可·波罗把忽必烈汗形容为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对他充满崇敬和热爱，这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血腥。和平，在战争的缝隙，在最广大的范围内降临了。那些被战争抹平的城市又一一再现，失散的亲人们重又聚集起来，死去的生活再度复活。基督教世界绝望地等待着蒙古人的致命打击，然而，令欧洲人惊异的是，那些血腥的屠杀发生之后，蒙古骑士就绝尘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留给他们的，是历史的机会——西方人在一千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向东方旅行。蒙古人不仅把大地变成了墓地，同时把大地变成了道路——道路的意义，在于不受阻碍。在马可·波罗——准确地说，在忽必烈的时代，从地中海到汗八里，一个妙龄少女顶着金盘子，穿越欧亚大陆，不会遭遇任何危险，这是欧洲流行的传说，也是那个时代的事实。如中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庄维尔（Jonville）所说：“大汗给人民以和平。”汤因比也曾在他著名的《历史研究》中赞叹：“忽必烈的帝国从中国延伸到黑海，在他的统治下，这片广袤的疆域处于前所未有的太平时代。”[10]忽必烈以血腥的战争方式缔造了和平。这或许是历史的悖论，但它存在，罔顾所有的争议与评判。
连通东西方的大道已经铺就，只等第一个勇敢者的身影，耐心得就像等待一个婴儿的降临。马可·波罗勇气可嘉。1271年，就在蒙古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的那一年，他一脚踏进那深不可测的巨大国土，从大陆西端的一个点，前往大陆东端的另一个点，没有人知道，这条道路到底有多长，它是否会半路折断？当茫漠的戈壁一点点蚕食马可·波罗的梦想，他是否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后悔，对无休止的道路产生怨恨？在马可·波罗之前，传教士柏朗嘉宾曾经抱着走向地狱的决心走向东方，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他怀疑自己“不知道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他到达了蒙古草原，但没有到达中国。但是，无论道路如何艰辛，有一点可以肯定——除非马可·波罗自己，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因为那条路上，已不再有战争和死亡。他手里握着大汗的金牌，是大汗赐予他的父亲尼可罗·波罗(Nicolas Polo)和叔父马飞阿·波罗(Matteo Polo)的，10年前，他们抵达了蒙古帝国的首都，受到大汗的隆重接待。此时，金牌是他们的护身符，保佑他们在大汗的土地上畅行无阻。
后来的历史表明，马可·波罗绝对不是历史上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使历史在经历了无数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之后一直延伸到今天。尽管这旅程或许只是出于一次偶然，但它必定存在。那条用血打通的道路，决不会甘于闲置，必将怂恿那些不安分的人决然上路。马可·波罗成为早期全球化运动的见证者和最早受益者。当这个衣衫褴褛的旅行者向威尼斯人展示他此行收获的财富时，贫穷的欧洲人明显地感觉到了榜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给了他们探求世界真相的勇气，他们相信，基督的世界之外，并非一片黑暗。此前，遥远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说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传闻，马可·波罗给他们带来了确切的新闻——那个国家，有世界上最恢弘的城池和宫殿，用一种叫作“煤”的黑色石头燃火，用树皮造纸，并能大量地复制一本书而不用抄写。真正感染他的并非这件新鲜的事物，而是那个国家的创造力。马可·波罗的传奇使自命不凡的西方世界知道了什么是愚昧，也唤起他们探求新世界的渴望。当《马可·波罗行纪》日后在西方传布开来以后，整个欧洲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到中国去”，成为西方人最奢侈的梦想。作为探路者，马可·波罗在此后几百年中，都被西方人感恩戴德。在他的身后，跟随者蔓延了几百年，包括本书后面即将提到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以及以玛戛尔尼为代表的官方使节。在他们眼中，中国既是世界的起点，也是世界的终点；既是彼岸的天堂，又是现世的乐土。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源头，是黑暗世纪中惟一的光源。那光源自东方升起，如同海浪，一波一波荡到西方。他们循着东方的光亮，义无反顾地踏上风沙弥漫的路途。甚至到了毛泽东时代，许多西方人，比如斯诺、萨特、安东尼奥尼等，仍然对东方的光源保持着习惯性的仰望姿态。《世界征服者史》一书写道：“（大汗）慷慨慈善的声名远播世界，商人们闻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他的宫廷……”[11]整片大陆的所有细胞都活跃起来，人们的身体、知识和观念，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新陈代谢中。
不仅西方人需要马可·波罗，大汗也需要他，需要通过他，来了解西方，甚至了解自己的帝国。在马可·波罗的回忆中，大汗对马可·波罗讲述的见闻始终保持强烈的兴趣。蒙古帝国的辽阔，甚至超出大汗的想象与控制。骑在马背上奔驰的时候，土地一边出现一边消失，世界是流动的，也是没有整体的；一旦坐在宫殿中，帝国就静止了，令人绝望地延伸到四面八方，延伸到知识与权力之外，华丽的帝国成了无尽的废墟。可以想见，望不到尽头的国土，即使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而马可·波罗所带来的知识，刚好可以缓解他的焦虑。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这场全球化运动的肇始者，蒙元帝国却骤然安静下来，此起彼伏的马蹄戛然而止。忽必烈的侄子海都曾经批评忽必烈：“蒙古人四海为家，哪里有牧草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忽必烈汗想用城墙把我们圈起来，我们决不进他的城。”或许，忽必烈汗营造的汗八里（北京城），仿佛绊马锁，绊住了他们的马蹄，把它们呼啸的速度减化为零；或者，那围拢的城垣更像一个坚硬的句号，结束了蒙古人的事业。但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帝国已经成为世界的轴心，整个历史都在围绕它转动，而轴心，是永远不转的。但总有一天，轴心将为世界的转动耗尽能量。
1275年，蒙古人列班·扫马出张家口西去朝圣的时候，还不知道此行的终点将不是耶路撒冷，而是更加遥远的巴黎，更不会意识到此行的意义将远远超出个人朝圣。他与马可·波罗沿着相同的道路相向而行，是彼此隔绝的两个世界一次微妙的默契。如果说这是巧合，那么，它的概率已经低到了在曾经发生过的上千年的东西方交通史中只出现过那一次。这一默契出现在，并且只能出现在蒙元帝国兴盛的13世纪，从忽必烈晚年，即13世纪末开始，欧亚大陆重新陷入分崩离析，古老的丝绸之路再度血光闪耀。土地是忽必烈的战利品，但他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他的战利品，于是，这些土地又一点一点地被偷走了。元朝之后，明朝的朱元璋宣布“片板不得入海”的禁海令，清朝更是闭关锁国，因此，道路开放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历史长河中堪称一闪即逝。而这样的机会，就是专门为马可·波罗和列班·扫马这样敏锐的人准备的。仿佛听到了对方的召唤，一位威尼斯商人与一个中国的景教徒同时开始了改变世界格局的旅程。12年后，当列班·扫马在那不勒斯的港口上岸的时候，那不勒斯人无不为他奇怪的相貌深感惊异。专家认为：“蒙古世纪有许多西方旅行家从欧洲到中国，而已知的东方旅行家从中国到欧洲，却只有列班·扫马一位。”[12]
尽管马可·波罗一度被视为骗子，当他回到家乡开始讲述他在中国的传奇见闻的时候，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百万君波罗”（Marco,II Millione)，意思是他说的谎言成百万计，甚至神父要他在死前忏悔，以免灵魂进不了天堂。这样的怀疑一直延续到当代，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在她的《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书中断言，马可·波罗从未越过黑海，他的游记可能来源于流言或出自他人之手的印刷版二手资料，还有学者认为，其中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可能是由他的抄写员添加的。这位抄写员本身就是一位传奇故事写手，熟悉当时游记写作的套路。但无论怎样，马可·波罗身后获得的荣耀，远远超过这些质疑。哥伦布就是在《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下，开始了他向东方航行的梦想。由于当时的西方还没有印刷术，他得到的只是一本珍贵的手抄本。后来被哥伦布带上“圣母玛利亚号”的书籍只有几本，《马可·波罗行纪》就是其中之一。
与马可·波罗的传奇相比，列班·扫马的旅程毫不逊色，但马可·波罗侥幸被保存在有限的文字记忆里，而历史给列班·扫马的待遇是无比吝啬——他被遗忘了600年，直到1887年，一份记录了他生平与旅行的叙利亚文手稿被发现，人们才知道他的存在。实际上，即使列班·扫马回到汗八里，以汉文完成他的手稿，他的手稿依然会散佚。“表面上看，散佚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实质上却有必然的理由，它是社会文化无意识遗忘的方式。”[13]一个人是否被历史铭记，并非全然取决他的自身，更要取决于铭记者的态度。西方人需要马可·波罗，需要他提供一个既在想象中又在现实中的世界，对他们的固有世界的稳定性发出挑战；但东方人并不需要列班·扫马，东方有忽必烈就够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除了皇帝，世界上不再有任何超人，皇帝的存在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尺度，在忽必烈耀眼的光环中，列班·扫马，或者其他一个什么探险家，都是一粒不值一提的尘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