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近日接连读到两则关于对中产阶级的收税问题。一曰：美国总统奥巴马8日发表演讲，公布对中产阶级和企业的一系列重大减税方案，他计划明年税收中80%将由年收入逾100万美元的富者负担；其二，在中国社科院10日举行的财税改革研讨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直言，个税实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十五年来只闻其声不见行动的情况恐怕仍要继续，改革近期仍无望。（9月12日《济南时报》）
我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今天拿着二十元小钞去菜市场，还勉强能提回三四斤猪肉回家打牙祭。可一觉醒来，第二再去市场一看，乖乖，二十元只能提回一斤半猪肉了，这种民生感觉谁都觉得难受。一边是“吃住行医教”成本像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地往上飙升，另一边却是自己的钱口袋N年不涨。而被公众诟病多年的2000元个税起征点，竟可以安然地像被铁水凝住了脚步一步，至今立正稍息、原地踏步。特别是，个税应尽早按家庭为单位征收的民意诉求，一直停留在民间的茶桌之上，难以上行。即便众议哓哓，仍让个税改革问题久拖不决。
说白了，这是公共政策拟制程序与路径的多重悲哀，当然更是老百姓的不幸与无奈。现在，一个每月2000多元工资的劳动者，勉强还能填饱自己有肚子，即便其家中还有四个人未就业，他依然每月得交个人所得税，你说：这公平与合理吗？如此不公的个税政策，居然还能维系15年之久。我们只需放眼全球，估计已算一大奇闻。我们的一些权威机构与权威人士不断挂于嘴角的那句“与国际接轨”，其实所接的只是对自己有利之轨，对部门和局部利益受损的国际接轨，总是遮遮掩掩，几年找不到对接的缝口。美国富人成为纳税主体，八成的税收由百万富者担负，而我们却连续多年，占七成的个税由工薪族所包揽。
美林和凯捷2008年曾发布的《亚太财富报告》指出，中国万分之三的富人拥有的财富高占GDP的60%，是全国财政收入的3倍之多。但对富人所征之税却一直微薄。处于中间阶层的工薪族年入不高，缴的个税却比老板高出一大块。现在的企业主，住公司名义下的豪房，用公司名义下的豪车，甚至开公司名义下飞机，衣食住行教医等，都以公司名义支付。因个人不领高工资，便不用缴税。而公司上述的花费便通过“关系”被计入营运成本，可在利润中扣除，所以等于公司的算税基数又小了。
公民渴望的是个税在征收中能以人为本，让个税抵达“宽税基、严征收”之要旨，尽快减轻工薪族肩上的税负，将其转到真正需要大量缴纳个税的富人身上。无疑，这需要权威机构来一次意识革命，尽快在政策的高端注入危机与公平意识，并让各阶层特别是工薪阶层充分主张权利；再行打破原有技术性屏障，比如国家公民财产信息技术设置，在这个平台上，任何权力难以遁形。于此，美国连续为中产阶级减税便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个税革新意识的疲点。而国际上通行的现成办法颇多，我们不妨采取有取舍的“拿来主义”的办法，可以降低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