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先知梅尼日科夫斯基  

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化巨擘梅尼日科夫斯基在其《重病的俄罗斯》一书中开篇就引用赫尔岑的话说：“庸俗习气、混合平庸的思想在支配着一切……米勒看到，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得庸俗、恶劣；也绝望地看到从无数庸俗琐事中浓缩出来的占绝对数量与优势的压实了的黑色咸鲟鱼子……他谈到智力、精力的狭窄，谈到个性的腐蚀，谈到生活不断的浅薄，谈到全人类兴趣从其中的不断剔除，谈到将其引向商业摊位和庸俗富裕时的那种炫耀与夸张。米勒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英国将会变成中国——对此，我们补充说，并且远不止是英国。”

他还说：“在欧洲，实证主义只是正在发生变化，而在中国，它已变成了一种宗教。中国的精神根基，老子和孔夫子的学说，一种完善的实证主义，没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种地上的、非天上的宗教。对于彼岸世界，没有任何秘密、任何深入与渴望。一切都简单，一切都平凡。拥有的便是现存的，别无他物，也别无他求。这里的世界——就是一切，除了这里的世界，没有彼岸世界。天空——不是新的开始和旧时代的结束，而是现存大地无始无终的延绵。大地和天空不是将来要统一，而实际上现在就是统一的。地上最伟大的帝国就是天上的帝国。可这个帝国摒弃上帝，但摒弃上帝，摒弃上帝的个性，人就必然会摒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人类的个性。为了蝇头小利、温饱和所谓的小康而拒绝自己对上帝的渴望和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必然会陷入绝对的庸俗习气之中。”

他认为，中国人是完美的黄面孔的实证主义者，欧洲人眼下还是不完美的白面孔的中国人。正是基督教——阿利安人血液中这些旧的闪米特人的酵母——使西方最终不能稳定下来，妨碍最后的“结晶化”，即欧洲的中国化。许多世纪的文化财富——中国的形而上学、神学，实际上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强化它与生俱来的某种生理天赋。可怕的不是中国走向欧洲，它也不可能走向欧洲，而是欧洲走向中国，完成某桩生物学同化的“伟大事业”。该事业的圆成，乃世界之最大悲剧。

在《重病的俄罗斯》一书的第一章，梅尼日科夫斯基引用赫尔岑的话，多处谈到了欧洲的堕落和欧洲，乃至世界中国化的危险，并引用赫尔岑的观点提出了拯救欧洲和摆脱中国的两点希望。我想说的是，在那个时代，梅尼日科夫斯基能说出这样的话，不说先知，至少也能算是个半先知了。我认为，他的看法，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参考和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