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很多学生都会在日记里写下同一句话：新的学年开始了！虽说现在有些学生会在这一天到校的时候，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讲述自己在暑假里那丰富多彩的旅游经历，也会有学生拿着父母给自己新买的电子用品得意洋洋地向同学们展示自己的时尚前沿，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回避，那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或者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差和对比。我们这个迄今比前朝的运势长了近乎两倍，也比前朝幸运得多的社会，从来就不缺少痛斥前朝是万恶的旧社会时特别说到的那些万恶现象，这种极致地反差，就是其中之一。
    昨晚我在上视法制节目《案件聚集》中听到的讲述，让我对开学在即时，富贵家庭中孩子们的春风得意和贫寒家庭中孩子们的如履薄冰现象深表关切。节目里，上海徐汇区法院的一位女法官对记者说：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受理了以银行为原告，以得到助学贷款的学子们为被告的追索贷款案件，总共375起，平均每天一起。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之所以在毕业后没有按时还贷，原因是工作之后，还是穷得还不起贷，而并非有钱不还。节目中特别讲到了一位来自于贵州贫穷山区的男学生小蒋：他在上海读完了大学后，好容易找到了一份月薪千元的工作，现在，他和别人合租房子的房租支出是每月500元，加上交通等开支，每月剩下的饭钱最多只有400元了，根本没钱买衣服，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有时中午买个菜包子对付一下就过去了；这样残酷的现实，使得他在面对法官追问为什么不及时还贷的时候，情绪激动又愤愤不平地说：“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哪有钱还贷呀！”
    节目中一位经常在上视法制节目里说法的教授，针对学生毕业后的不还贷现象不痛不痒地说：如果前面的学生都不还贷，银行不再发放助学贷款，后面的学生也就享受不到助学贷款了。我觉得这种看似善意地提醒，有一种隔靴搔痒的味道。我不觉得一个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在连自己都不能养活的情况下的暂时不还贷，自己有任何的过错。相反，我觉得说是推翻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老百姓被解放了，又在军名、路名、商号名和品牌名上大书特书“解放”，结果却是老百姓连最起码的温饱生存和求学问药也成了大问题，这成了执政者最大的讽刺了！安分守法的小蒋错在哪里了呢？如果说有错，是该怪他的父母没有爬到应有的位置上呢，还是怪他自己命不好，生错了性别，让他连做鸡卖钱的资格都没有呢？
    我想起了1980-1984年我上大学时候的事情。我们那时候一上学，学校就按照每个同学带来的由家乡出具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认定助学金的标准：一等20元；二等17元；三等14元；四等11元；五等8元。学费全免，助学金主要用来吃饭，一个馒头或是二两米饭5分钱。一个菜最低5分钱；很多同学都没有父母资助，完全靠着助学金上完了大学，而农村来的同学一般都能拿到一等助学金。那可是改革开放三年时候的事情，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年时候能做到的事情，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反而却做不到了呢？改革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呢？官方新闻里整天得意洋洋地说自己的GDP排到了全世界的第几位，难道GDP是脸上的香粉吗？
    这种不进而退的事，不仅仅在读书上，看病更是如此。难怪有很多百姓说神木医改仅仅是做做样子的，对整个社会来说，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我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解是：全民在原有基础上都往前走，只不过是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而已；而不是在原有基础上有人往前走、有人往后走。我们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一方面是巧取豪夺者们的肆无忌惮和欲壑难填；另一方面是贫苦百姓的家徒四壁和饥寒交迫。小蒋能够上大学，还不是最悲惨的。
    有人特别热衷于面子工程呢：养花种草、架桥修路、高铁游轮、奥运世博；我却觉得，老百姓能平平常常地活着，过上平平实实的日子，有个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更重要。我才听新闻里说，今年1至8月，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已达1000人，超过了去年全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舟曲泥石流下又是1000多人丧生。既然有钱在事故发生之后表现出不遗余力地爱心营救，是不是可以把这慷慨爱心的释放提前到灾难降临之前的防微杜渐呢？既然有钱为贪官污吏们的游山玩水、吃喝嫖赌埋单，是不是可以挡住一些花天酒地和纸醉金迷，而把黑色消费更多地转化成穷困潦倒者们的疾病救星呢？既然有钱在这60年里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地大张旗鼓地搞那些华而不实地走步散花噱头，是不是可以对一贫如洗的穷家穷户出生的贫寒书生们，少一些无力还贷下的穷追不舍，多一些希望工程式的温暖温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