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的开放性和广适性

潘世东 

汉水文化是指汉水流域人民有史以来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汉水文化是融多边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的质性和内容出发，可以将汉水文化研究主要划分为15个大的版块，它们分别是：1），汉源文化；2）、汉中地区的汉朝历史名胜文化；3）、武当道教文化；4）、房县、郧县、神农架的迁徙文化；5）、炎帝神农文化；6）、荆楚文化；7）、汉水商旅文化；8）、山地文化和水文化；9）、茶文化；10）、医药文化；11）盐道文化；12）、考古文化；13）、旅游文化；14）、孝感的孝文化、15）、汉水神话、民歌与民间文学等文学艺术。汉水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无比深远。对于汉水文化的特征，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开始引起了不少相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许多许多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重要观点，如陈继勇先生所概括的“悠久性、多元性、兼容性、泥土性和杰出性”新五性说、刘守华、匡裕从、蒋显福、杨洪林、喻斌、徐永安、梁中效、陈志忠、马强、刘昌安、聂在垠、王一军、李征康等先生在不同的论文论著中所归纳的“地域性、古老性、时代性、自由性、开放性”旧五性说等观点,都对汉水文化研究的开阔眼界、启发思维、拓展空间、立标定性等工作，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导向作用和牵引作用，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卓越贡献。这里，立足于上述及未述的汉水文化研究学术先进所铺垫的坚实基础之上，我们仅从学科的视野，力求尝试实现对汉水文化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的描述。从文化结构学、文化发生学和文化本体学、文化哲学和文化风格学的角度进行系统考察，我们以为，汉水文化其主要特征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文化结构学的角度看,汉水文化是沉积与辐射的统一，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具有开放性和广适性。

首先，汉水流域本身有很深厚的文化沉积。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民族之本干,在春秋时代的人口里,常称为诸华或诸夏,华与夏在那时人的观念里,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据有些学者的意见,华与夏很可能本是指其居住的地名。在《周礼》和《国语》两书里,华山是在河南境内的,很可能便是今之嵩山。古之夏水即今之汉水。华夏民族,很可能指的是今河南省嵩山山脉西南直到汉水北岸一带的民族而言。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的“中国人”,称作“夏”或“华夏”,是因汉水而得名的。此外商周之际楚国也最早发祥于今陕南商洛丹水之阳,后来经过其先祖熊绎、熊弼等艰苦创业,才不断东扩,终于在春秋时雄踞江汉,成了南方赫赫大国。西周时汉水流域分布着褒、巴、蜀、酉、庸、濮、邓、楚、唐、骆、随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方国,大致属于周南、召南之域。大概正是由于汉水在南北文化交汇、转换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作用，孟子才率先关注到汉水，指出：“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江淮河汉”四大水并提，突出了汉水在中国大江大河中的突出地位。

楚国最早的立国之地在汉水流域南阳盆地西面丹水与淅水的会合处——丹阳。此后，经过历代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奋斗，不断向东拓展，终于成就了八百年辉煌的业绩，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而作为楚文化源头的荆楚文化（即汉水文化的主干部分）尚比楚文化早1200多年。据中国科学院和武汉大学联合考古队2005年在汉水中游湖北郧县辽瓦梁子最新考古发现，这里除了有从周代以后历朝历代的文物叠加层以外，还发掘有大量的夏商时代的文物鼎、鬲和更早时期的陶片、骨针等，这样，等到考古结论报告问世，汉水文化的历史又不知要向前推进多少百年、甚至千年!

    其次，汉水流域历史上是个移民地区。据刘昌安先生《汉水中上游移民生活方式现代转型的研究报告》中研究表明:距今七千到一万年以前,先民们已在汉水中上游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原始氏族社会瓦解,进入青铜文明的奴隶社会之后,汉水中上游主要是巴蜀、庸等商朝的族方国。周王朝时,或因王朝封迁,或因避难,又从四面八方迁入了不少民族和小国,史料研究,大致有褒国、丙国、酉国、骆国、赤国、巴国、蜀国、庸国、濮国等数十个,进一步开发了汉水中上游的经济,创造了丰富的、既与南北文化有联系而又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据史载,西周末年(前771),犬戎入侵关中,部分郑国之民,南逃至汉水中上游的汉水盆地,这是载于史册的最早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行动。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交兵,打破了汉水中上游以巴蜀文化为主导的局面,而融入了荆楚文化、氐羌文化和秦陇文化的各种因素,特别是秦灭蜀后,移关中之民万家入蜀地及汉水上游,大大加强了秦文化对汉水中上游的影响。两汉魏晋时期,汉水中上游由于地处边陲,有秦巴屏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中原及巴蜀流民纷纷涌入。汉初刘邦、萧何对汉水中上游的整治,东汉时张鲁政权在汉中几十年苦心经营等等,都使得汉中及汉水上游地区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隋唐宋元时期,汉水中上游受社会变革的影响,人口的迁移也时多时少,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大致说来,隋初是一个稳定的时期,人口增加较快,但隋末农民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唐天宝前,汉水中上游人口发展较快,但安史之乱后,人口流失严重。北宋前期,汉水中上游相对稳定,人口增加,经济复苏。但宋与辽、西夏的战争,又影响到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变迁,有流入,也有逃亡,特别是南宋时期,汉水上游地区是抗金前线,人口变化更为突出。明清以来,汉水中上游“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 移民大部分来自我国南方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口的迁出地主要是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安徽、江苏、江西等省,特别是湖北、四川两省是汉水中上游移民的主要来源。在明代从洪武大移民到正统年间明政府对汉水中上游实行的安置流民“禁山”政策,再到成化年间的“弛禁”与安抚政策,这120年间的移民活动,基本上奠定汉水中上游的人口基础,成为发展陕南经济的主体,学者们称之为“荆襄流民运动”(荆襄山区泛指豫、鄂、陕、川交界处一大片区域)。而清代,从乾隆初年至道光初年的近90年的“西南移民潮”中以湖广和四川的移民为主迁入陕南,人数多达百万之众,被看作是“湖广填四川”的延续。

    而在汉水流域中游，传说黄帝时大臣容氏由河北容城逐步移民至汉水流域堵河，形成庸国；周朝时对殷商遗老遗少进行移民，秦朝时对吕不韦部族移民神农架周边地区，唐代有皇亲国戚移民房县、均县、郧县和郧西，明清两代受李自成和白莲教起义影响，大批流民移民汉水流域，解放后，随着开发建设大三线的需要，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技术精英大批移民十堰，形成了历史上第六次移民高潮。移民标志着文化的迁移和流动，移民的频繁和移民成分的复杂则意味着文化变迁的频繁和文化构成成分的复杂。由于大批多次的移民，使汉水流域文化积累深厚，层次丰富复杂。不仅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交融汇集，而且，西域文化、岭南文化、闽浙文化、江淮文化，甚至域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都在这里有典型的碰撞、沉淀和遗存。层次的深厚累积和来源的广泛复杂，使汉水文化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和广泛的代表性。

    次之，自古以来汉水流域都是重要的经济文化军事枢纽要地，西通巴蜀、西域、云贵，北连甘陕，东接江淮和辽阔的中原大地，南控长江中下游沿线，以及江南的广大区间，触角一直延伸到海外。随着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东来西往，以及连绵不断的南征北战，交融汇集在汉水流域的汉水文化又被快速地、大范围地传播到东南西北，甚至顺着汉水，经由长江，远播到海外，形成空前的辐射效应。在东晋时,襄阳是著名的“互市”地之一,通过“互市”和胡商们的过境贸易,使传统的西北“丝绸之路”贸易由长安延伸到了襄阳。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加上前述的重要交通地位,在唐代,襄邓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如虎添翼。从晚唐诗人皮日休的记述中可以想见当日的盛景:“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殷勤莫笑襄阳住,为爱南塘缩项鳊”.在动荡的晚唐时代襄阳尚且能称“鱼米”富足之乡,在和平安宁的唐前期当不致于比晚唐还差。但“鱼米”之乡还不足以完全描述襄宜地区独有的经济特色,其特色是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已开发出别人所不能取代的主导产业。该地盛产优质土漆,自楚国时起,其漆器就已驰名天下,唐人对此十分清楚,指出“山南诸州,椒漆为利”, “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襄式漆器中以“库露真”尤为名品,北方游牧民族特别喜爱,常为买襄州漆器而“所费如云屯”。漆器是丝路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外贸品种,襄州漆器既能领漆器行业之先,自当是贸易中的畅销货,为此,各路商人常云集襄州,传统的西北“丝绸之路”贸易由长安延伸到襄阳。所以，有人说，汉水流域是大封闭中的大开放，又是大开放中的大封闭，其文化具有高度的开放性，道理就在这里。

古老的汉水文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