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和元
林永青先生在与《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对话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命题，他说：“作为价值认同或者行为习惯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生存和发展驱动力”。殷海光先生从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或群体所定的文化公设（cultural axioms of groups）这一假定出发，将林先生所指的这种文化的表述定义为世界观。在殷海光教授看来“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是吾人对于生命、社会及其制度之全部展望。世界观又是一个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是以全体为对象，或以已知的或可知的东西为对象。”
对于林先生的这一观点显然雅克先生显然是认同的，他说“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认为这其中有两种主要的压力，或趋势，这来自于技术的本质，竞争的本质。国际化市场正在兴起，这种压力与西方化有关。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最先进，拥有强大势力和非常现代化。
要成功地完成现代化，必须考虑到真实的地点、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文化等条件，和当地国情相结合。现代化的成功必须扎根于当地文化，只有在本土文化中成形，并且随着本土文化来转变，现代化才有可能成功。”
那么雅克先生所认定的中国本土的真实的文化是什么呢，雅克先生的定义是“中国人有很强的中央帝国（middle kingdom）心态”。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和民族是世界上优秀的。历史上，中国人就强烈地希望用自己的文化符号和理念，而不是武力，为世界设立秩序。”
于一个西方人而言，对于中国的世界观的这种定义，雅克显然不是第一人。事实上早在一九六三年论及中国历史研究里的推广之应用时，Arthur F Wright对此亦做了一段陈述。他说：
由于中国是在相对的孤立状态之中，中国在技术、制度、语言和观念上都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自我满足感。在悠久的岁月里，受过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粹不知世上尚有在任何方面足以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相颉颃的其他“文明”。试看陆地上东亚草原民族和野蛮民族，或者看海岸彼处较差的海岛文化，中国人有理由抱持着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影像之基础。第一种看法是以为中国在地理上乃文明生活之中心。第二种看法是以为中国文化在一切方面优于别的一切文化——无论在仪节上和道德上，无论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上，无论在技术和文学上，无论在人民性格的陶冶以及智识的启发上，都优于其他一切文化。基于后一种看法，中国人以为他们在东亚负有一种“使人归向文明的使命”。这种看法形之于殖民政策和对外政策，就是把中国的一切邻国看做臣服的附庸。第一种看法则结晶为“中国”这个最常使用的名词。第二种看法反映为另一个常用的名词“中华”（“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
这种自我影像的第二个要素是认为中国之所以优于他国，系因她在道德上居于优越的地位。中国较古时代的圣王不仅治理了陆地及江河，而且还建立了生活上的种种原理原则。这些原理原则是推诸四海而皆准，垂诸万世而不移的。自孔子以来，这些原理原则的解释者曾经教导人民怎样依照这些原理原则来生活，怎样使他们自己止于至善，并且怎样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中国过去的历史，如果适当地著作出来并且加以适当的研究，那末便会证实那些道德原理原则是正确的。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系直接或间接地显示道德原理原则为真。受过教育的人，在为政或著作时，乃这些道德原理原则之活生生的榜样。所以，无论是中国庶民还是外国平民，都会因受过教育的人示范作用之鼓励而照着他们的样子行。当人违背道德原理原则时，那末社会上的种种不和，及政治上的种种混乱，便会随之而发生。中国知识分子相信，那些表现在长久社会伦范里的永恒道德价值，是存在于中国的伟大之处的核心。
这一自我影像之第三个居于关键地位的要素乃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认为一切思想脉络、一切制度、一切形式的行为，必须体现并且表达一组共同的价值。就理想的境地来说，皇帝在圣人之教的指引下必须统御信奉圣教的文武百官。这些文武百官是替皇帝做事，来维持全国及社会的和谐与整齐。工匠和农人必须各安本分，并且各得其养。皇帝的每一臣下必须知道各尽职守。这样一来，国家便秩序井然，社会上无意见的纷扰，无党派纷争，无异端邪说，也无叛乱妄作。
不用说，中国文明的自我影像的这些要素在实际上曾受到许多重大的打击：中国常常遭到野蛮人蹂躏。从纪元后三百年到八百年之间无数的中国人采信印度佛教的价值。一般人不愿或不能依照中国圣人所定伟大原理原则来生活。统治者腐败、无能；社会被争夺权利的人搅乱了，并且祸乱迭起，以致民不聊生。可是，我们在以上所说的那些要素——跟许多别的要素——仍然保持下来，作为不朽的自我影像之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粹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保存下来的神话。他们要藉此神话在混乱的现状中打开一条出路，来实现和平及昌盛的境域。……
对于Arthur F Wright的这种中国观，殷海光将其名之为天朝型模，在定义上雅克与Arthur F Wright、殷海光显然是有共识的（我不知道雅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否参考过Arthur F Wright及殷海光的著作）。但在这种世界观的本质和未来的前景上，雅克与他们的认识显然是对立的，至少是并不一致的。
在殷海光教授的理解世界里，这种天朝型模，就是一种自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a self-sufficient system）。在殷海光教授看来这种世界观含蕴着重要点就在于“自我中心”。这种世界观就是把“咱们中国”看做世界的中心，其他的地方都是中国的边圉。这种观念之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历史的原因。中国自古代就逐渐形成天下定于一尊的世界国家观念。第二是地缘的孤立和地理知识的贫乏。这二者之交互影响形成中国文化分子轻视其他国邦的态度。中国文化一向不注重地理知识，尤其是不注重外国的地理知识。因为中国不愿意和别的国家打交道，没有吸收外国地理知识的必要。自我重要感（the sense of self-importance）加上地理知识缺乏，于是很自然地自以为位居天下之中。
这种孤立又让中国人形成了某种错觉，其内心深藏的对自己国家的骄傲。在过去，中国人认为凡与中国有密切接触的其他文明都是从中国文明传衍出来的，而且照中国人看来，那些文明不及中国文明。这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优越感：
1、中国不独在地理上位于地球中央，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
2.中国是政治的中心。万方来朝，四夷宾服；
3.中国物产丰饶，经济自足，无待外求。
而这种自我优越感的必然就是“好古”，并且圣化自己。中国的道德原则对于一切人民都有效，古圣先贤的言行堪足为后世法，好古是第一要务。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与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大不相同的地方，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努力探求自然世界，而是故纸堆。而这种故纸堆就是先秦诸子以及后来的哲学家的“圣贤之道”，儒家学说将人的优良品格归纳为“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并将上天的“木、火、土、金、水”五颗行星与之分别对应，论证说：因天有“五行”，故人有“五常”。从这就可以看出，形而上学试图将“人道”上升为“天道”，将“圣贤之道”归结为天地之法了。
正是由于这种体系往往带有鲜明的道德目的和政治取向，这就难以保证其认识世界的客观冷静。“天道”总是围绕“人道”打转转，这就难免不弄出些牵强附会的玩意来。
正是由于上述的这种原因，中国的世界观终究不能为人类提供可信的知识。孔子的学说主要是伦理道德也既所谓的内圣学，其人性论的蕴涵是相对狭窄的，私与公在中国思想中的意义十分独特，并不对应西方公共政治领域的所谓私域与公域。我们知道，公域与私域是西方自古希腊一来就存在的两个领域，它们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关联的，而划分它们的标准并不是道德的是非善恶，从西方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来看，区分私域与公域的尺度在于法律规则，也就是说，公共政治的正当性标准不是善恶，不是良知，而是法律规则。
但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理论中，一直强调的是伦理道德的政治哲学，儒家思想中所谓的内圣就是康德意义上的个人良知，属于致良知的道路。而外王也大致等同于社会政治秩序，如何从内圣开出外王这在传统中国思想那里，特别是在儒家的政治理论中一直关涉着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逻辑。但必须指出，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理论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缺陷，即从内圣到外王的实践过程缺乏一个公共政治的制度层面，由于把修身与治国理解为分立的平行并进，在其中没有一个中介性制度上的转换，因此也就无法产生一个公共的由正义规则和制度正义所支撑的价值体系，那么从内圣到外王的演进就只能依赖于单纯的完全依赖于个人觉悟的道德的修养。但可惜的是，人性本身总是那么的不稳定、那么的摇摆。也正是因此，在没有法律制度的支撑下，这种结构最后也只能演化为一种僵硬的、虚伪的帝王行政制度。
但可惜的是，Arthur F Wright所说的，并非完全限于历史的往事。时至今日，怀抱这种middle kingdom世界观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我们所执著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陈志武们从各种角度来解析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深层次原因，也确乎给出了很多的理由，譬如重商主义。但我认为，或许更深的理由还在于中国固有的天朝型模，也就是雅克所指出的，middle kingdom心态。借用殷海光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世界观一直）自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a self-sufficient system）。在这个系统里，不仅一切人理建构是优于一切，而且实际的物质生活之所需也无待外求，外人则必需中国的货物。”
当然马丁.雅克先生的有一个观点无疑是很正确的，那就是“中国需要向外界学习。这种学习的方式和内容都可以是多样化的。”但可惜的是马丁.雅克先生所提及的中国的特有的中央帝国心态也就是殷海光所指出的天朝型模，恰好正是中国当前能够去努力学习的最大障碍。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又开始泛起了那种“自我优越感”了，而这种自我优越感的必然就是“好古”，并且圣化自己。中国当前所暗推的所谓的中国模式是自我优越感的表现，而积极推动的崇孔、以复兴国学为幌子的儒教的复辟则是好古的最好注解。
最后亦需自我认识到的是，我“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只不过重蹈着孙中山式的覆辙。诚如马丁雅克在与林永青先生对话时指出的，“（孙中山）实际上他的理念都是一种西方理念。”我亦不例外的。
参考书目：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