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绿色经典文库”说起

　　   摘要：重提十余年前的“绿色经典文库”就像说起一段遥远的往事，也像是在触摸自己的一个痛处。一是失望，对环境问题解决前景以及环保书所能起到的社会作用的失望；二是伤心，被读书界誉为“绿宝书”的“文库”竟受到市场冷落。若“文库”晚出版十年，市场响应会好得多。但反过来想，今天中国人环境意识的普及程度，是不是也可能与文库的“超前”出版有一些关系？环保事业是当今无可争议的人类要务，环保书要想走出重围，关键是找到环境与公众关注的切身问题以及焦点、热点问题的关系；在于如何以公众认同的方式把这些问题论证、阐释清楚，并进而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行为。　　

　　“绿色经典文库”：13年前面世于长春　　

　　    “绿色经典”在我，有一个狭义的特指，就是那套由吴国盛（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编、我做责任编辑，曾经广受好评、被称为中国绿色图书出版开先河之作的“绿色经典文库”。十几年过去了，每当有人说起它，都像是提起一段遥远的往事。

　　    1996年的夏天，我刚进入出版界工作不久，第一次以出版人的身份到北京参观国际图书博览会，在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刚刚出版了获得巨大反响的《科学的历程》、事业如日中天的青年学子——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吴国盛。由于学业方向相近、关注的问题相近，对话沟通比较顺畅，便相约合作出版一套丛书，但当时并未确定具体的选题指向。

　　    回到长春后不久，吴国盛打电话来，说我们合作的丛书就定位为“绿色经典”吧。我当时眼前一亮，脱口而出“就是它了”。这样的选题认同可谓一拍即合。接下来，便是撰写选题策划方案、选书，游说社领导，使其了解绿色图书对当代中国的意义，说服社里接受这套选题。感谢当时的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长周殿富先生，他在了解了丛书的内涵和意义、经过一小段时间的思考和犹豫之后——从商业的角度，风险不小——最终义无返顾地支持了这套选题。接下来，就是一本一本地解决版权问题、寻找老译本，寻找译者、著者、修订者，反复编校书稿、设计装帧、联系印制，策划宣传方案、撰写宣传文本，联系落实出版座谈会，等等。

　　    回想当时，心中怀着的是一种发现、发掘宝藏般的感动和扛起启蒙大旗般的神圣。

　　    阅读书稿时，我感觉与国内学界当时并不多见的环保图书和环境问题研究文章比照，我们国家哪怕是最前沿的环保理念、环境意识、相关理论也都远未超过《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这些已经出版了二三十年的环保“老书”。

　　    丛书第一批出版后，于1998年1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出版座谈会，到场的官员、学者们对这套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记得有业界同仁说这套书的出版所标志的环境文化的热潮，是20世纪最后的精神制高点；有媒体称其为“绿宝书”；有环保界重要人士称这套书的出版是中国环保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多位学者为这套丛书撰写书评，多家媒体为这套书的出版进行了专题报道。　

　　市场未买“绿色”账　　

　　    出版和推广可谓轰轰烈烈，但图书的销售情况却并不乐观。“绿色经典文库”于1997年12月和1999年4月，分两批出版了16本，首印数均为每种 6000册，其中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很快重印，且印次较多的只有《瓦尔登湖》，过了两三年后，《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和《多少算够》、《新人口论》等少数几本才重印了一两次。而《瓦尔登湖》的畅销，与“绿色”的关系其实不是很大，倒是与其作者——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梭罗的名气关系更大；我们的出版，只是使读者从绿色图书的角度再次认识了这本书。

　　    这套书中的许多选本，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版，只是它们当初问世时并不是作为绿色图书出版的，那时还没有这样的概念或视角。我们国家是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在这一年之前，曾经有过一些未购买版权的外文书被译介出版。像“绿色经典文库”中的《寂静的春天》和《只有一个地球》曾经被当作科普读物出版过；《瓦尔登湖》和《沙乡年鉴》曾被当作文学读物出版过；《增长的极限》曾被当作经济学名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则被当作学习资料译介进来……

　　    然而，这些书在那时印量都比较小，特别是《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出版的时候，国人心目中以及宣传口径上，还是把环境污染当成资本主义公害来看待的，类似图书的出版常常都会带着政治性前言的帽子，以“内部资料”的形式羞羞答答地面市。所以，当年这些书出版后很少能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去宣传和引导，读者阅读时也仿佛是在看别人家发生的事情。到我们组织“绿色经典文库”时，除《增长的极限》由于“走向未来丛书”的巨大影响而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知名度和不俗的销量外（为此，在确定选本时，吴国盛曾犹豫过是不是还要将这本书纳入文库，但最后因为它实在是一本不能绕过的“绿色经典”而没有放弃），其他书基本都已经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那时，国内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研究领域与环保相关的学者们，也都只是听说过，或在一些外文文章的介绍或参考文献中见到过这些书的名字和片段，连起码的背景资料都难以搜寻。许多学者写文章时曾提及这些书，但多是转引，既找不到原本，也找不到译本。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近20年，不当生产和过度开发导致的环境问题开始显现，而且中国也加入了世界的各种环境保护公约，环境污染不再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公害了，许多公众环境意识开始觉醒，一些走在前列的思想者更是关注环境恶化这一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绿色经典文库”是第一次成规模地、在正规取得或购得版权（也有选中的书因购买版权不顺利而不得不舍弃，记得英国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况）的前提下，从绿色、环保的角度将这些书结集出版，并进行传播，所以在当时许多人的感觉中，这些书就像是被重新发现了一样，如获至宝，于是也就有了前文提及的有媒体介绍这套书时，干脆就用了“绿宝书”这样的称谓。              

　　    2001年，我离开吉林到北京工作，我走后丛书没再有新书出版。据原出版社同事讲，到了2006～2007年，他们又重新包装重印了这套书中的一些选本，但没有修订。

　　    我个人感觉，这套书在市场上所得到的响应，与其在学界和环保界所受到的赞誉和重视程度，反差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多年来，不论我出席什么样的有环保人士出席的场合，被介绍到是当年那套“绿色经典文库”的责任编辑时，常能得到礼赞。直到图书出版近十年后的2006年，还有出版社因为我曾在那样的时间、出版过那样一套书而愿意以较高的代价拉我加盟；十数年后，也还有人托我帮忙寻找已经脱销的“绿色经典文库”中的选本。尽管拿不出更多的具体数字，但据我所知，读过这套丛书，或至少是读过丛书中的某个分册，并坚称受到重大影响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大有人在，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向一届一届的学生介绍和推荐这套书；有的企业家自己一次一次地购买多套（册）“绿色经典”送给朋友和合作伙伴，并常年把这套书置于案头，自己常读常新，还要不断地介绍给来访的友人。

　　    这可能就是经典图书的力量吧。但是，当时的市场却显然没有买账。　　

　　思想先行者或许注定孤独　　

　　    应该怎样看待这种读书界热捧，市场冷落的现象呢？我想可能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中国不同人群之间在环境意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年，被称为“中国环保第一人”的曲格平先生在他的《我们需要一场变革》一书中说过的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大意是：中国这么多年环保工作的努力，最大的成就是广大公众，包括有一定决策权的官员环境意识的觉醒；最大的不足是，许多人，包括有决策权的官员，环境意识觉醒得还不够。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发展极度不平衡。“绿色经典文库”初版时，有三个“小众”人群率先接纳了它：一个是相关人文社科领域中思想比较敏锐、对人类未来有着比较多的悲悯情怀的知识分子人群；另一个是各级环保工作者，特别是环保理论工作者和环保宣教工作者；还有一个，是民间环保人士的群体，尽管那时这个人群还比较小。知识分子，是对各种文化和社会意识变化反映最敏锐的阶层；走在第一线的环保工作者由于工作的关系，对这套书的历史和意义有更深刻的感悟；民间环保人士们则将这套书作为一种思想武装。总的来说，这套书先在这三个人群中得到认同和传播，而在其他人群中这套书中的多数则是少为人知的，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时间会让一些东西清明，“绿色经典文库”的际遇或许可以作为思想者总是社会中相对孤独的人群的一个脚注吧。这可能也是“精神制高点”的一个特质。

　　    可以肯定的是，这套书如果晚出版十年，一定会收到好得多的市场响应。但反过来想，中国人今天的环境意识的普及程度，是不是也与曾经在那样的背景下出版过这样一套书有那么一些关系呢？因为，毕竟这套书为相关各界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武装，这种作用通过传播会被更多的人接受，而“理论一旦掌握群众”，所激发出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

　　    其二，是“公地悲剧”的一种社会表现。人人都对环境问题有感觉，人人又都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觉得个人无能为力。所以，一说到环境问题，许多人或牢骚满腹或情绪激昂，但真要轮到自己去做些具体事情、做一些牺牲的时候，就又都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地球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不多我这一点儿污染，不差我这一点儿资源。特别是，在身边多数人不为环境问题所动、肆意妄为地破坏环境、攫取利益的时候，谁率先践行环保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从当下的经济利益上看，是吃亏的。环境是哈丁所言社会公地，环境破坏是人类社会最大也最典型的公地悲剧。

　　    其三，公众对意识形态、对口号式宣传的心理疏离所带来的麻木。可能是我们国家一段时期政治运动搞多了留下的后遗症，凡是国家强调的、公共舆论宣传的，统统会在一定的情绪性上被认为是口号，说多了就被当成老生常谈。加之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GDP崇拜，根本无视环境利益，公众的潜意识中觉得看书解决不了环境问题，或者根本就认为环境问题无法解决。这种心理麻木，也是环保图书受冷落的原因之一。

　　    在出版“绿色经典文库”两批16本之后，离开吉林人民出版社之前，我曾与刘兵（现清华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合作，于2000年4月出版过一本《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100件小事》。这本书引发了媒体和环保组织对作为个人行为的环保小事的宣传热潮。后来听说销量也不错，特别是团购量比较多，甚至还引来了类似选题的跟进。分析其原因：一是因为这本书出版在“绿色经典文库”之后，借了“文库”的某种势头；二是这本小书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三是因为这本书非常小，只有110多页，32开本，售价只有10元钱，特别适合学校、社区、环保组织作为学习材料发放，适合作为某些商品附赠的小礼物。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本小书成了环保图书中的新经典。

　　    现在，我们正在修订这本书，将一些已经不再适宜的条目换下，保留下来的也都经过了修订或重写了，一些漫画也重新画过。　　

　　绿色图书的出路：找到环境与公众切身问题的关系　　

　　    离开吉林之后，虽然还在出版界工作，但我多年没再碰过环保书的出版，像是一碰就能碰到自己的痛处一样。这种痛，既是对环境状况、前景及环保书所能起到的作用的一种失望情绪，又是“绿色经典”销售不理想所留下的伤心。但毕竟心中的环保情结很深，作为出版人，没有更多的可以为地球家园、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做贡献的方式，于是，近年我又逐渐开始重新关注环保图书，策划环保选题。我自己一茬一茬的环保书买下来，翻阅琢磨，为什么在整个人类几乎陷入环境破坏、生态灾难的泥淖中岌岌可危，我国环境问题尤其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环保图书出了这么多，却依然不能得到普遍关注，没有一本能够畅销呢？

　　    我把现在的环保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堆砌材料、粗制滥造，无新意又无趣味的所谓环保书，这样的书当然不会有魅力，更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因为并不是你在讲环保就环保了，如果你的书不能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没有新意，不能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那么你的书在读者面前就是苍白的，你的这个出版行为本身就是不环保的。第二类是一些引进版的环保书，只要你能读得下去，真可谓触目惊心、振聋发聩，其对人的思想和心灵的冲击力绝不亚于经济、社会领域那些有思想深度、得到读者热捧的畅销图书。但是，这第二类环保书，也没能抓住更多公众的眼球，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想要做出一套原创的能够引起公众注意、起到一定的环境教育作用的环保书，应该从哪些方面下功夫？从图书策划的角度考虑，为了使好的环保书在中国得到更有效的传播、取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应该再注入一些什么因素呢？

　　    当前，出版业乱象丛生，我不知道这是走上不归路的开始，还是大乱通向大治的痛苦艰难的转折期。市场上差书、烂书很多，泥沙俱下，包装、炒作盛行，令人眼花瞭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般读者很难分辨。要说现在环保好书得不到有效传播的原因，与十几年前“绿色经典文库”所面临的情况相比，又要增加一条——社会的浮躁和矮化。现在受到热捧的、畅销的多半是财经书、职场书、养生书、跟风书和网络玩乐书之类。

　　    新方向孕育于旧浪潮之中，有两个趋势还是值得肯定的。一是在市场上，毕竟还能找得到好书，尽管比例不大，但绝对量在上升。这是一些坚守下来的或已经突围成功的出版社、出版人的功劳。二是原创好书开始增加，能够引领方向的出版社对原创书越来越重视，这也与我们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相一致。但是，原创环保书这一块还是比较滞后。目前，虽然比较散在、比较少，但引进版环保书总还有不错的，而原创的环保书却见不到很突出的。

　　    我思考并企图尝试的一点就是：有没有可能，将环保书向热点化、焦点化方向努力。因为，环保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事务，环保已经是经济、是政治，是事涉人类生存基础和未来希望的当今社会最大的人类要务，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事情。

　　    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焦点化、热点化呢？关键在于能否找到焦点和热点所在，找到环境与公众关注的切身问题以及焦点、热点问题的关系；在于如何以公众认同的方式把这些问题论证、阐释清楚，并进而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行为。

　　    而这，是艰难的。

　　    环境问题由于发生晚、发展快，整个人类社会并没有做好应对它的心理准备和理论准备，研究者多是相近专业的研究人员转过来的或客串的，而且环保是一个综合性大领域，涉及面非常广，要求的知识结构非常宽，能写出有深度、广度，有穿透力和说服力，特别是又有可读性的图书并不容易。

　　    绿色图书的孤独和艰难折射的是环保事业的孤独和艰难，它在呼唤着有环保责任心的人们的更多的坚持和努力，呼唤着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呼唤着环境破坏责任者环保良知的觉醒，也呼唤着来自政府和舆论的更多的支持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