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二十几岁即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投身反法西斯主义运动，1935年，她与正在德国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结婚，1936年夫妇俩一同来到中国。此后，她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20个春秋。王安娜是她的中文名字，1939年她被任命为八路军少校军官，成为第一位获得我军军衔的外国女性。她在《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中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传奇经历。
去延安
与故乡德国告别，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悲伤的事情"我能够从纳粹主义的瘟疫中逃脱，简直是一种奇迹。我曾两次被捕入狱，如果再一次被捕，就不能幸免于难了。
1935年我在伦敦已和王炳南结婚，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1925年以来就是党员。
我们两人都考虑，如果到中国去，比在欧洲更能展开活动。就这样，我们于1936年2月离开柏林。
3月初，有一个去延安的良机，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来到西安，他的目的是访问：陕西省北部的「红色圣地」。
我们乘坐的货车上，除了我，还有用布把脸蒙得严严实实的厄尔‧列夫和一群爽朗活泼的男女学生。我的身边各有一名西北军士兵和红军战士，西北军的士兵是奉杨虎城将军之命，护送我到西北军控制地区的边界；后者则是奉红军之命来接我的，他们忠实地执行任务，和我寸步不离，就连我要去解手，他俩也紧随着我。
时近傍晚，车抵西安与延安之间最大的城市洛川。1936年夏，少帅张学良与红军的秘密会谈就在这里举行。尽管长途跋涉，我却并不觉得疲倦。从上海到陕西，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一带地方的人，像穴居时代一样，在吸水性强的黄土深处筑洞而居。
当我们到达延安的广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欢迎你到延安来。」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站在我的面前，她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奕奕的神采，是我未曾见过的。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生，看起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他一直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
外号「伙夫头」的朱总司令
我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着满是皱褶的棉制服的矮胖男人，用德语友好地向我问候道：「你好吗？」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赤匪头目」朱德，外国和中国的报纸，不知多少次说他已经死了。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告诉我。「朱将军本来差不多都忘了德语，因为我给他上课，现在他的德语要比我的中文好了。」朱德笑着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对我说，如果能用中国话和我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他的外表平平无奇，在人群中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那是在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自答是伙夫头，最终得以脱险。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淳朴的态度，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他对战士们像父亲般地慈爱，从不因为自己的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
当我和朱德谈起德国时，他对‘一切都感兴趣。1922年至1923年，他曾住在柏林，至今记忆扰新。那时候，他不只是过书斋生活，他在中国学生中间从事政治活动。1925年，他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捕，并被逐出德国。他笑着告诉我，他被押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什么也不管，只是痛痛快快地睡觉，以往所有的睡眠不足，都得到补偿了。他那满布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舒展的笑容。他又说：「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待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啊。」
初次和毛泽东会见
我初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在我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那一天，毛泽东循例只带着一名「小鬼」，慢悠悠地踱到我们的院子，和我们一起坐在一张破旧摇晃的桌子旁边。这时，我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的样子。然而，面对着他，又不能不被他的才智焕发所折服。
毛泽东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地和我们谈话。当他看到我难以听懂他的湖南方言时，便对着我微笑。我们谈到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我经苏联来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当艾格妮丝谈到我的儿子时，毛泽东马上问我：「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点吃惊地答道。
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替经典的是他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作比喻，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
毛泽东富有幽默感，很爱说诙谐的话，说逸闻趣话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他喜欢长时间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毛泽东在院子和我们分手时，希望我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我们的谈话。
第二天傍晚，我去看望他时，只见宽阔的房间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活页夹。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他素有博览群书之誉，看来是有根据的。
我们就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统一战线成功的应变措施各个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不管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还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边区，统一战线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毛泽东深思后，缓缓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得慢，倒不是拙于言辞，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我一再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即使很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问毛泽东。「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他答道，「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都加入我们的阵线。」
我离开毛泽东的家时，已是晚上12点多了，他让「小鬼」送我回家。「请你好好看看延安。」他向我建议，「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看看我们的边区。我们这个地区的面积和英国本土同样大小，不过可以说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为了提高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