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临夏模式”——夏日西北行与思（之二）
赵伟（浙江大学）
2.1 临夏行：踏着费老的足迹
前已说过，此次西北行调研首选的去处，便是甘肃临夏。之所以选择临夏，多半与我近十多年以来的一个研究兴趣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平心而论，我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学术兴趣，主要是通过对沿海区域工业化尤其是浙江几个小区域工业化模式的考察而生成的，其中对“温州模式”的考察及其引出的争论，对我这方面研究兴趣的刺激最大。提及“温州模式”，不能不提一位大师级学人的名字，这便是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我以为费老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诸多“小区域模式”的最初提炼者。还在1980年代初期，费老基于多次实地调研的学术随笔《小商品大市场》，就提出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在经济界引起广泛关注并很快流行了起来。然而未曾引起经济界多少关注的，则是他的另一篇随笔——《临夏行》。在那篇随笔中，费老虽然没有点出“模式说”，但却将甘肃临夏经济与浙江温州经济相比拟，提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古临夏名）”的大胆期盼！并认为临夏正在形成一种“以商促工”的工业化路径，虽远不及温州，但类似温州，并有望成为西部温州。
20年前我在兰州工作期间，也曾实地考察过临夏，对那里主要由穆斯林经营的繁荣的农副产品及小商品市场印象很深。那时临夏即有“旱码头”之谓，以农牧产品和小商品市场繁荣著称。后来到了浙江，做起“温州模式”和“浙江模式”的研究来，渐渐淡化了对临夏的记忆。然而未曾淡化的，则是对临夏与温州这两个小区域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起点相似性的印象。大约五、六年前，在兰州工作的一位复旦博士投我门下做博士后研究，我特意提了个题目，让他比较一下浙江温州与甘肃临夏，看看这两个地区改革开放前20多年间经济差距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各自发展路径的联系。后来合作写了篇文章，起名《临夏模式》。考察发现，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时期，临夏人均国民收入70元人民币多点，温州名义上有237元，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50多元【乃至有如下民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启示”，《温州日报》2008－10－13)】。比临夏好不了多少。但到了我们考察的2002年，前者人均国民收入仅1千块多点（1178元），后者人均国民收入近1万5千块（14357元），两地区差距可谓真正的天壤之别。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临夏刚过1千块，温州则在5千块以上。两地区差距也可谓天壤之别！那以来，我心中一直有个迷惑不解的问题：何以这两个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起点相近，且差不多都以发展民营商贸流通起步的，形成了“以商促工”的区域发展态势，然而后来工业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却大相径庭呢？这个疑惑，需要通过实地考察去寻找答案。而实地考察可以费老当年考察记为参照。
2.2 临夏与“临商”现象
临夏是个穆斯林居多的地区，境内据称有22个民族聚居，但在近2百万人口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几个民族人口加起来超过百万，占全州人口的56.4％。其中回族人口最多，故此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即被设为“回族自治州”，延续至今。
临夏的区位特征可以“三个过渡”形容之：一个是地理上的过渡，系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另一个是民族文化上的过度，处在甘南-青海藏区与甘肃中部汉族聚居区的过渡地带，因此是汉-藏文化的过渡地带，过渡的载体则是回民族文化；第三个是经济上的过渡，处在藏区游牧-畜牧与汉民族区农耕与制造经济的过度地带。
临夏夏穆斯林被认为是中国最“正宗”的穆斯林族群之一，源自阿拉伯。有一种说法，13世纪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期间，曾俘获大批花刺子模的穆斯林军民，组成“回回亲军”等，后忽必烈以“军转农”方式予以安置，令其定居临夏等地。
临夏的地理风貌，费老20多年前在其“临夏行”中就有描述：“……初到临夏时，刚从荒秃的黄土高原进入洮河流域，精神为之一爽。四周山岗已染上淡淡的一层绿色，路旁农田里长着丰茂的庄稼”。夏日到临夏，感觉更好，绿色更浓！确与出兰州后一路光秃的山岭恰成对照。临夏之所以有绿色，显系得益于境内多条河流的滋润。除了濒临黄河、湟水两大河流而外，还有洮河穿行期间。黄河上游最大的水电站和第二大人工湖泊——刘家峡水库，也未有临夏州。
20多年前费老考察临夏时，已敏锐地感到临夏商贸先行的发展态势及其潜力。20多年后去那里开除便不难发现，临夏经济实际上成了一种民营商贸所主宰的经济。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三产”增加值占了全州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约48%），其中一大半增加值可归入消费类商品的批发与零售。临夏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主体，是一个庞大的“临商”（临夏商人）群体。这个群体散布于全国各地，尤以青藏高原居多。他们掌控着青藏高原一带居民的很大一部分副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经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藏区分散的畜产品和土特产的收购与外销渠道。临夏商贸局马局长给我的一份“汇报材料”显示，目前全临夏州内民营商贸企业1.37万户，从业人员27万人，而散布于外地的“临商”人数多达40万！两项加起来，就占了临夏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在外临商”中，就有多达30万位于藏区。这些临商深入到青藏高原的几乎每一个藏民聚落乃至游牧者的氆氇居所，从事各种贩卖营生。粗略估计，“临商”目前控制着西藏百货杂品、副食、电器、摩托车、电焊等市场的90%以上，牛羊肉及土特产市场的45%至75%，皮毛、建材的20-30%。还掌控着青海虫草、羊毛、皮张等市场的90%以上，以及山羊绒市场的80%以上。
除了纯粹以贩卖为业的临商而外，还有一个同样庞大的半商半工的“在外临夏人”群体，这便是“拉面大军”和各种经营清真食品的临夏餐馆。马局长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据他们调查，目前遍布全国各地的“兰州牛肉拉面”，不少都是由临夏人经营的。连在杭州繁华地带和浙江大学几个校区的“兰州牛肉面馆”，也是由他们临夏人经营的！
客观地来看，“临商”现象多半属于某种历史的“复原”或曰“文化回归”现象。历史上临夏人就以善于经商闻名，从有清一代到民国时期，临夏人就曾掌控着很大一部分内地与西藏间的“茶马互市”贸易。这种历史的形成多半归因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独特的区位。临夏处在藏汉两大文明的交汇处，这个区位别的区域难以逾越。另一个是穆斯林民族的商业天赋。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民族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中世纪的“波斯商人”，一度控制着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作为世界最正宗的穆斯林遗族之一，临夏人无疑继承了他们民族所固有的一种文禀赋。历史形成的这种民族特点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给扼杀了，随着改革开放而得以重生，其后三十年以来得以扩展。
然而同样客观地来看，费孝通先生曾经期盼的“以商促工”的工业化路径，迄今似乎尚未有大的突破，而工业化的滞后，显然是临夏与温州之间巨大差异的原因所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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