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思进
另一方面，计算GDP的方法将未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排除了，譬如主妇的家务劳动或义工的无偿服务。在美国，无偿服务大多是不收费的，与GDP贡献无关。但是按商业公司的估算，无偿服务的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这一价值使得GDP被低估。而在官方的GDP估算中，地下经济这一有价的经济活动也被忽略不计，例如非法贸易或逃税行为，这些也导致GDP被低估。
还有许多价值不是直接用金钱计算的经济活动，也被GDP的计算方法忽略，造成GDP数字不准确或被低估。例如在国家内部进行的非正式的主要商业交易，因为在部分地方的经济部门不易注册，又或者因为以货易货的交易比直接用金钱进行的交易更方便，因此它们甚至延伸至服务领域（比如在中国农村就有这种现象，10年前我出劳力帮你盖房子，现在轮到你帮我了）。
有时，高速增长的GDP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低效率和浪费。比如GDP忽略了对商品质量的考量。人们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购买价格低廉、耐用性差的商品，而较少购买耐用性强的贵重商品，因此第一种情况体现的货币价值要高于第二种情况，从而使真正的经济增长水平被低估。举例来说，今天的电脑比以往更便宜，功能也比以往更强大，但GDP却只按货币价值来衡量相同的产品，而忽略了质量改进后的产品的增值。事实上，GDP也难以准确地衡量新推出的产品的价值，尽管新产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例如在20世纪初叶，即便是最富有的人也无法买到抗生素和手机，因为早年间这些产品根本就不存在，可如今，就连最普通的消费者都能买到这样的现代产品。
另外，计算GDP的方法还将不产生净值的变化或灾难后的重建的相关经济数据考虑在内，例如战争或自然灾害后的重建就提高了GDP的增长率；医疗保健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体现经济价值的例子，目前，H1N1甲型流感侵袭了全球，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免费接种疫苗的措施，各国的医疗费用也随之提高，GDP的增长率当然会相应提高。但是，这样的GDP增长率并没有太大意义。
此外，GDP从来不能用来衡量增长的可持续性。比如一个国家可能通过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实现高速增长，或因为错误分配投资，使GDP实现高速增长。前一种情况的实例很多，例如，大量的磷酸盐矿床曾经使瑙鲁成为地球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自1989年瑙鲁的磷酸盐耗尽之后，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像曾经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迪拜，完全不发展高科技产业以及其他实体经济，而是学美国，靠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以较低的个人储蓄率和高消费水平带动了虚假的GDP高增速，将迪拜从沙漠中高高地托举起来，无数美轮美奂的建筑在这里脱颖而出：包括举世无双的独立建筑“迪拜塔”、与白云相伴的“跳舞塔”、辉煌的“迪拜复兴”、绚丽的“迪拜珍珠”、古典风格的“迪拜金字塔”、外形尖利的“*尖刀”，以及“达?芬奇旋转塔”，等等。这座繁华的世界之都，最终引发了一场信贷危机。
迪拜的“辉煌”告诉我们，通过抵押未来换取眼前短暂的GDP增长，迄今为止都是不可持续的，都将导致崩溃。超级强国美国靠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结果引发1989年和2007年的两次经济崩盘；经济强国日本靠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创造了整个东京的房价可以与整个美国的房地产价值相当的神话，但转眼间，东京的房价直线下跌，导致经济整整委靡了20年，至今依然没有恢复。
而GDP增长的估算方法的主要问题，是货币的购买力的变化在不同商品上有很大不同。当GDP的数字所代表的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贬值之后，GDP的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由计算所使用的商品篮子，以及与之对应的货币贬值幅度来决定。打个比方，在过去的80年间，如果根据货币在马铃薯上的购买力来计算美国的人均GDP，那么它并没有显著的增长。但如果根据货币在鸡蛋上的购买力来计算的话，美国的人均GDP就增长了数倍。为此，经济学家通常使用不同的商品篮子来比较不同国家的GDP增长。
另一个GDP计算方法的错误之处，是来自于跨国界的商品质量的差别，哪怕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因为在比较不同国家的购买力时，我们会面临寻找类似的商品篮子这样的困难，使这类调整具有汇率方面的争议。例如，生活在A国的人消费梨的数量与B国的人相同，但A国的梨比B国的更甜。这种质量的差异绝不会体现在GDP的统计数据中，尤其是住房，是不可能放在世界市场上交易的。因此，根据固定价格进行的边境贸易，就有可能扭曲进出口贸易的真正价值。
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给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被纳入GDP的计算之中。由于GDP的计算夸大了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人类福祉，忽略了外在性的损失，因此在高度依赖资源开采的国家，其GDP和GPI（真实发展指数）之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大，比如清理漏油的费用被纳入GDP的计算之中，但环境恶化造成的损失却并未被计算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