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各地纷纷研究制定促进农民进城的政策举措，将掀起一轮农民进城的新高潮。这无疑是中国人口迁徙的一次“大跃进”，城乡关系的一次“大变脸”，迅速把中国推向“城市社会”。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记得1950-197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限制农民进城，限制人口流动，想尽了各种办法，围追堵截。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的杰作。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发生微妙变化，在1980、1990年代，一些地方户籍“商品化”，城镇户口明码标价，农民要获得城镇户口，不但得花钱，还得托人情、走后门，只有那些门路活到的人才能办得成。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型城镇化成为历史大潮，各级政府为了提高本地城镇化率，采取行政措施，支持农民进城，动员农民进城，为农民进城制定优惠政策，开辟“绿色通道”。

　　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迅速成长的时代。再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当今的中国，是加速农民进城的时代。国际上有专家断言，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把5亿农民搬进城镇，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因此，可以说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是农民大规模进城的重要历史时期。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震撼人心的人口迁徙画卷。

　　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以由农村向城镇迁徙为“主旋律”。但是，当城镇化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将呈现出自由迁徙的“二重奏”，一部分人口由农村迁往城镇，一部分人口则由城镇迁往农村，实现人口的城乡均衡自由迁徙。无论是迁往城镇，还是迁往农村，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最需要的法律保障。

　　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目前中国公民迁徙权利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尤其是在农民进城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制度障碍，最主要的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户籍背后拖挂着二元权利、二元利益。城乡户籍转换意味着城乡权利转换，城乡利益转换。现在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与过去比，进步多了，但仍不够彻底、不够宽松、不够“厚道”。特别是所谓的“两换”政策，即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仍然是比较苛刻的条件，把户籍与产权挂钩，要求农民用财产权利换取公共服务，这不公平。这只“有形之手”包办一切，逼退“无形之手”，有“农民被进城”的嫌疑。

　　其实，现在的户籍制度就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一道无形的“篱笆墙”，阻滞着城乡人口自由迁徙的道路，延缓着城镇化步伐。城乡居民都面对着要么这个，要么那个，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依照目前的二元户籍制度，不光农村人口进城困难，而且城镇人口下乡也非常不易。农民难以获得针对市民的社会保障，市民也难以选择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农民进城需要放弃农村房地产，而城镇人口在农村难以获得合法的居所。户籍制度改革的希望在于清除“拖挂”在户籍上的二元权利。只有当拖挂着的二元权利与户籍彻底脱钩之后，农民进城的道路才能平坦，城乡人口自由迁徙的道路才能平坦。

　　自由迁徙具有“普世价值”。人口自由迁徙的的好处，三言两语说不尽，道不明。我们时常从媒体得知，美国总统在他的牧场休假，感觉很浪漫，很惬意，也带有几分向往。我们也时常从电视剧中得知，过去的官员可以“告老还乡”，从做官的地方返回原籍养老，“叶落归根”。我时常也在想，小的时候考学离开家乡，奋斗一生，将来退休之后，最好还能回到农村，过上田园生活，优哉游哉。先不说到时候愿不愿意回去，先要问一问：我们有这样的制度吗？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可以设想：中国正在迅猛崛起，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人一定有能力调整与户籍相关的制度设计思路，中国人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享有在城乡之间自由迁徙的权利。人口自由迁徙将与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均衡覆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并列，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