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研究动态分析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内容提要】演化思想早就存在于经济理论之中。1898年，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开创了经济学演化思想的先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这个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且已成为当今国外经济学界最热门、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中国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起步晚，但是发展非常快。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潮流中，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因此，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倾注了高度的热情，研究成果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关键词】演化；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发展动态
演化（Evolutionary，亦称进化）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最早在生物学里研究了进化和协同演化，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非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中，且其概念被翻译为“演化”和“共同演化”。从普遍意义来说，演化主要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或从一种事物变为另一种事物的动态变化过程，特指生物从较低级、较简单的状态向较高级、较复杂的状态变化。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中“演化”不仅包含动态变化过程的意义，而且包含复杂、不确定和非均衡的意义，是指利用演化思想方法，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把技术变迁以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借鉴生物演化思想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由于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在研究范式上强调“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主张用具有历史时间概念的演化模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式，同时将主流经济学忽略的诸如制度、文化、习惯等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这就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并以全新的范式诠释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的经济学世界。演化经济学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一次“充满希望、极有希望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这个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在最近二十多年来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
一、演化经济思想的萌芽
演化思想早就存在于经济理论之中，即使是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演化思想也仍然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提出进化论之前，演化思想就已经蕴含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交换倾向与人类进化关系的猜测、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Malthus)的人口理论中竞争选择的思想以及早期苏格兰哲学家们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中隐藏的典型的“个体群”的思考方式中。特别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早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问世后，卡尔·马克思（Karl H. Marx）就结合达尔文演化思想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迁，认为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进及其相互转换。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中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与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反趋势之间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功能的论述等被认为是对演化思想的早期应用。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的论断更是具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而强调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不同，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理论框架的观点相一致。作为第一位演化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演化思想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和生产力变迁，并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之后，19世纪后30年间，最有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他对当时社会和生物科学影响很大，并试图建立一个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思想的完全体系。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斯宾塞发展了一个社会演化的理论，反过来它又对德国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斯宾塞比达尔文更接近拉马克(Jean B. Lemarck)，他强调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而不是有机体的环境选择。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多少经济演化思想。1890年，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学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他说：“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圣地，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但生物概念比力学概念更复杂，因而大量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以机械类比、均衡、稳定、决定性为主。” 马歇尔的预言指示了经济学家朝圣地的方向。经济力学把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简化为经济力量的机械的位置的移动。尽管这样做有助于说明局部的、静态的现象，却并不符合现实。经济生物学则关注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关注它们的活力，它们的运动和它们的有机增长。在马歇尔看来，社会经济是一个处于运动中的各种经济力量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运动的过程，这不太像力学上的机械的位置移动，而更像生物学上的有机的向前运动。马歇尔提到了生物的“适者生存”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
这个阶段，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经济的演变和自然界演化的相似性，以及把它运用于经济社会分析的可能性，但更多体现的是一些经济学与生物学相似关系的论断，只能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分析。早期经济学研究中的演化思想虽然将注意力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过程，但是其经济过程的考察是基于群体的，其分析框架中仍然缺乏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未能形成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而且存在许多不恰当的成份。由于经济学的后继者们忽略了演进思想，新古典经济学仍是经济力学。
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掀起的。可以说，演化经济学的正式号角是凡勃伦吹响的。1898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他的演化经济学宣言《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以及他随后发表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首次明确地把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开创了经济学演化思想的先河。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类似，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他深受当时同一时代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主要方法。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凡勃伦强调，“近代科学”的特征是追求“累积的因果关系”，而“思考习惯”是经济学中用来说明人类行动以及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利害”的中轴。与变化的思考习惯相对应，经济学也应该是进化的，它应当是—“由经济的利害所规定的文化的成长过程的理论”。凡勃伦敦促经济学家发展一种现代的、演化的，符合实际的方法，而不是在常规的均衡状态上构造什么“技术性的”趋势。他最早指出，经济学应放弃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而采用生物进化论来重建经济学理论。因为从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的角度来看，经济社会更类似于生物社会，人类社会的“制度自然选择”更类似于自然界的“物种的自然选择”。凡勃伦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 )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但他强调经济制度变迁的“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19世纪末，尽管达尔文进化革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却未促使经济学走向演化之路。
在演化经济学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不间断的、路径性的创新思想为演化经济学的复苏和发展带来了灵感。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进步的演进经济学框架。他认为企业家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向前演进的直接原因。这种由企业家引起的创新活动，类似于生物学的“突变”，企业家就是在这种技术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动力。他发展了一套关于资源重新组合和扩张的创新理论，并用“内生性变迁”和“创新推动的自我转换过程”来纠正马歇尔经济学在市场均衡分析方面的缺陷。此后，熊彼特分别在1939年的《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和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著作对上述理论加以发挥和运用。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理论，他指出技术演化过程内生于人类演化过程中。在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中，他提出了基于“循环流转”的渐变过程和基于集群创新的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这一机制以及基于创新的扩散过程的“Schumpeter 竞争模式”为后来演化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沿着熊彼特开辟的研究方向，西方学者对产业竞争、市场过程、长期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等层面的问题作出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在经济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在熊彼特之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演化主义在经济学领域里的声音异常微弱，占绝对优势的是追求高深数学模型的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只有少数学者如阿尔钦（1950）、哈耶克（1954）等，在经济学中曾使用过生物类比的方法。1950年，阿尔钦（Armen A. Alchian ）在其《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s Theory) 中正式引用了演化思想，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他建议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的概念代替最大化的概念，这一建议体现了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的原则，它把经济系统解释为以利润为目标进行选择的适应性机制。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钦提出了应对生物演化的三种经济演化机制：“基因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经济对应概念分别是模仿、创新和利润。”顺沿阿尔钦的思想，贝克尔（Gary S Becker） 开始探究达成新古典的均衡状态的过程。他指出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标准的新古典结果，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可以通过对演化过程的深入理解得到补充和完善。他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则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坚持的收益最大化假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只有那些力图获取最大化收益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在市场选择中生存下来。因此收益最大化假设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是通过深思熟虑后做出决策的，它仅仅说明商人只是看上去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提出的著名似然（As-if ）理性理论。阿尔钦，贝克尔和弗里德曼的选择观点表明，向新均衡的移动并不是由那些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的理性企业造成的，而是由一种类似于生物学中自然选择的力量—市场所决定的。1954年，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用演化经济的观点研究了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形成。门格尔和哈耶克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哈耶克关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思想与其对文化演进的思想有关。他设计了三个具体层次的演进：第一层次是遗传学演进；第二层次是人类智力和知识产品的演进；第三层次是“文化演进”。哈耶克对演化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该理论影响很大，且经常被众多的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引用。1960年，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对社会自发系统的演化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哈耶克认为，组织形式或秩序可以分为人为秩序和自发秩序，是目的性把二者相区别开来。“自发秩序”产生于个体为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是非目的性的结果，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哈耶克明确指出：“各种各样的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并认为它们是透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且构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另外，1964年，悉尼·温特（Sidney G.Winter）研究了选择过程，他的模型把行为的惯例或规则与某一行动区别开来。1965年老或后制度学派在美国成立演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AFEE）。该组织声称自己试图发扬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R·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等人的思想遗产，并于1967年创办了《经济问题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70年，法雷尔（Joseph Farrel）用一种分支过程理论探讨了一种关于投机行为的简单演化模型。1971年，邓恩(WilliamN.Dunn)用演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看法。但是，20世纪50～70年代总体上是演化经济学的“黯淡”时期，基本上没有一本基于演化主义的著作问世。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期，进化仍视为一个有目标的定向的过程，进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恰好迎合人们头脑中的乌托邦思想，最优和均衡假说也就理所当然占据上风。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出现理论危机以后，经济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混沌特征：动荡不已，仿佛混乱无序。具体表现为学派林立：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混沌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观点歧异：不同学派甚至同一个学派内部对一些基本问题相互争论，比如，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争论，演化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系的争论，演化经济学内部的争论，等等。但是，在争论的过程中，经济学逐渐呈明显的协同趋势，不同的学派逐渐达成一些共识，纷乱的学派逐渐形成几个大的阵营或者逐步相互融合。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但是，也在逐步放宽假定条件，对均衡模型进行扩展，或者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研究经济达到均衡的过程；另一个阵营则认为，均衡范式或分析框架已经解释不了现实的经济问题，倾向于放弃均衡范式，该阵营把现实的经济看成一个远离平衡的、由简单到复杂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前者可称为均衡经济学阵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目前是经济学的主流；后者可称为演化经济学阵营，正在迅速发展壮大。
与以往各种非主流学派仅仅从局部修改新古典理论不同，演化经济学借用现代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对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形成了解释经济现实的全新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自1981年贝尔（Daniel Bell）和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主编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危机》(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出版以来，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在于其研究范式，这种范式上的危机又根源于其机械论和简化论的方法论基础。1981年，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一书，演化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1982年，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G.Winter ）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标志着演化思想聚合之势，一种比较系统的新的经济理论呼之欲出，演化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纳尔逊和温特在这本著作中花费了相当的篇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纳尔逊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纳尔森和温特用“演化”来定义一种理论或模型或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完整的演化范式应该包括选择单位、选择机制和选择标准以及适应性和变异性，不同的选择单位将影响当事人在个体或者在组织水平能被复制、修改、提高或代际传递；选择标准的多维性使得据此建立演化模型要能说明选择过程的机制；适应性用惯例表示，纳尔逊和温特将自然选择理论中的惯例解释为基因型，用“惯例”表示发现新的生产技术或者改进现有技术的“基因”，将变迁问题解释为达到一个显著的变异程度。他们强调有限理性的概念,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设。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Winter）首倡的演化经济学方法已经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它把既定市场上的变化描述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这种工作成功地吸引了主要是从事创新、技术变迁和演化研究的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从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Winter）的那本著作发表以来，大量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演化经济理论的研究。例如多西（Giovanni Dosi）、弗里曼（Christopler Freeman）、罗尔斯（Richard Nelson）、西尔夫伯格（Gerald Silverberg） 和索特（Luc Soete），安德森（Philip Anderson）、阿罗（Kenneth Arrow）和派因斯（David Pines），克拉克（Norman Clark ）和朱玛（Calestous Juma），马格努森（Lars Magnusson） 等都就各自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出版了关于演化理论的专著。1986年国际熊彼特学会( The International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Society, ISS)成立。1993年著名的《演化经济学》(Journal of EvolutionaryEconomics)期刊成为该学会的附属刊物。1988年，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EAEPE)成立。它是欧洲最重要的异端经济学家组织，也是第二大欧洲经济学学会。它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IE)，并以卡普·威廉姆(Karl William Kapp)、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西蒙(Herbert Simon)为名设立了三个奖项以奖励学会成员的研究成果。目前，这个学会已成为具有广泛基础和多元化的论坛。1991 年，演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正式诞生，同时众多经济学杂志对演化经济学方面文章甚感兴趣。1992年威特（Ulrich Witt）对演化经济理论方面的经典工作进行了综述。1993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 ）出版了《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重生》（Economics and Evolution: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1995年，威布尔(W.Weibull)出版《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一书，比较系统、完整地总结了演化博弈理论，其中包含了一些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演化博弈论强调参与人的有限理性行为，试图概括惰性、模仿、不完备推断以及随机因素等人类行为的特征，因而与侧重于完全理性和演绎推理的古典博弈论有很大不同。日本也于1997年3月成立了“日本演化经济学会”（Jap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JAFEE），并创办《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评论》（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EIER）杂志，这是亚洲国家第一个专业的演化经济学学会。1999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出版《演化和制度：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并于1999年开始编辑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2000年在英国赫福德郡大学成立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2001年，波普尔（Dopfer K）等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纲要与范围》（Evolutionary Economics：Program and Scope）一书，该书收集了国际上一流的演化经济学家对于一些演化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经典的论文。这些演化经济学家们主要围绕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本体论、演化微观经济学和演化宏观经济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就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范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本论文集无疑对于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演化经济学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演化经济学对于“异端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2001年，福斯特和梅特卡夫（John Foster and J. Stanley Metcalfe）主编出版《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Frontier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ompetition, Self-Organisation and. Innovation Policy）一书。与许多以演化经济学为标签的著作不同，本书几乎没有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相反，演化经济学本身却得到了仔细的检讨，并发现了它在一些方面的缺陷。当然，这种自我批判总是建设性的，它为将来的研究前景和方向提出了一系列有见识的建议。2002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主编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Concept）一书，书中共收录了12篇论文，反映了老制度主义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概貌。反映了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在演化经济学迅速发展的过去的十年中，即1990年—2000年在演化经济学研究上的优秀成果。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强调创新、演化及多样性，标志着集中反映了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从理论意义上说，演化经济学这种繁荣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论进路，代表了回归真实世界的倾向；在实践价值上，演化经济学对技术政策、技术演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将演化思想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演化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研究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不断涌现和壮大。现代演化经济学不再依赖新古典主义，而是以达尔文、拉马克主义重建经济学，更明确地提出了选择机制、系统的自组织问题，并且用经济演化来分析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等许多实际问题；采取了群体动态学的方式，用复杂的动态数学设计简单的非现实状态，之前的演化经济学则倾向于一种与传统经济相异的、内部约束的经验主义。现代演化经济学中的学科交融的倾向日趋明显，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演化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尤其在理性、非理性、交换倾向、利他行为等传统经济学的“软肋”问题上，来自脑科学、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为演化经济学开辟了新的分析思路。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1997）曾指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orace Hahn)曾预言：“在21世纪，经济学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哈恩的预言似乎暗示着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即通过“范式革命”来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从经济学发展史看，新的经济学理论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能解释的现象同它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综合在一起做出最精炼、最简单的解释”，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而基于自组织理论之上的演化经济学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经济演化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成长，其今天的发展速度异常迅猛。长期以来，演化经济学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理论体系，它广泛吸收了生物演化理论、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涵盖了诸如老制度学派、熊彼特主义、奥地利学派、创新经济学和桑塔非学派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现在，演化经济学正在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即将迎来“第三次分叉”，演化经济学将成为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贯穿整个21世纪。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例如，2009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涉及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就有三个分会场。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2007）甚至乐观地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尤其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使得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受到极大的挑战。以霍奇逊为首的英国十大经济学家在接到英国女王对于“经济学家为何对本次金融危机毫无作为”的疑问中，大力批判了当前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抽象的数学模型，而忽视了对经济现象本身的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是仍滞留于力学或机械类比的状态，并通过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其他社会科学输出这种方法。演化经济学在这场危机中进人经济理论，将时间、知识和不可逆纳人分析范围，研究经济系统的变化和开放过程，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程序。在演化视野下，演化经济学将时间纬度拓展到了极大，并开始关注人类的存在这样的命题。可以说，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交锋，实际上是“人文”经济学和“科学”经济学的交锋，借助于“惟有变是永恒的”这一理念，借助于开放式的学科态度，演化经济学能否在“科学”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之间拓展出第三条道路，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当前演化经济学的格局仍处于一种无序态的发展中，在如何完善演化理论体系上和分析框架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各学派的创造性综合以及系统的理论框架的建立将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其分析基础是扩展达尔文主义还是以自组织理论取而代之，理论界仍有争执；再者，在演化经济学价格理论问题上，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很矛盾，一方面认为价格决定本身是一种习俗和惯例，不同意主流经济学视价格为市场结果的观点，另一方面仍不能完全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我们仍相信，经过不断发展和改进，演化经济学将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可与新古典经济学媲美的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学强大的共同体阵容、高度的社会地位、完备的理论体系、优雅的数学形式和明确的政策建议是演化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但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和哲学思辨也是主流经济学难以达到的。演化理论动态的、演进的分析方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作出了修正，使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更为准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如果我们摈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思想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当然，演化经济学要发展成为一种可以替代主流经济学的能够为理论经济学未来发展起到定向作用的进步性纲领，止步于一股不屑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的理论思潮显然是不够的，这要求演化经济学不仅在方法论上继续完善，在跨学科交流，语言凝练，理论建模等方面都要取得进展。从理论发展来讲，演化经济学不能一味地追随或适应主流经济学范式而丢失自己的传统，必须在自身范式下拓展理论疆域。也许，演化经济学更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吸取养分，将经济分析置于更为宏大的视野中。
三、演化经济学在国内的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对演化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较晚。最早介绍演化经济学的是宁波大学胡世凯教授，1997年他翻译了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该书的出版并未引起中国经济学界对演化经济学的特别关注。随后，刘永爱（1999）从创新的角度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秦海（1999）考察了经济学中新、老制度主义学说的兴衰演化过程，论及“立宪制度选择”、“历史制度分析”、“演化经济分析”诸学派，指出制度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出现某种综合的趋势，并呼吁国内社会科学界对此走势应给予充分关注。贾根良（1999）在国内论文中首次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了演化经济学这门学科。蒋德鹏、盛昭瀚（2000）对国外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对社会经济分析中演化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评述。郭箭（2001）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由于对经济世界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两种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的显著差异，并认为，进化经济学坚持以动态演化观点来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贾根良(2002)在《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一文中通过对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这两种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整合，提出了重新理解东亚模式的一种新框架。靳涛（2002）在对凡勃伦的“累积性因果”思想、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原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他们的演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表述，并对他们的演化思想予以了客观的评析。贾根良(2002) 在《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一文中按照“新奇”这个划分标准，把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划分为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继承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擅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盛昭翰，蒋德鹏（2003）剖析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欠缺，系统地阐述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惯例、搜寻、选择环境），在介绍演化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同时，对演化经济学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与介绍，剖析了演化经济理论被众多经济学流派接受和吸收的原因。汪浩瀚(2003)在对均衡和演化这两大截然不同的经济范式的演进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折射着两种经济思想交锋的历程和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分析模式的超越。武爱(2003)从生物学类比的角度，认为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可看作经济系统的发育学，演化经济学的介入使主流经济学研究思想得到深化。梁正（2003）在对演化经济学现存问题进行简单考察的基础上，采用隐喻方法，借鉴现代生物学对基因和进化过程的最新研究，提出了几点发展演化经济学现有研究范式的初步设想，如构建一个以结构和能动主体为要素，以制度为纽带的新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李金荣，金晓彤（2003）指出了演化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郑江绥、何炼成(2003)指出由于现代演化经济理论能够较好地以基于每个个体的演化模型来架起沟通微观经济行为(比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规律(比如工业化)的桥梁，所以将企业放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是合适的，以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为例，用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和概念对其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周小亮（2004）分析了在演化经济学动态进化分析框架下的制度经济学与在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框架下的科斯制度经济学，虽然在理论源泉、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在崇尚市场制度功能、强调私有化与竞争核心价值观念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是高度一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和本质特征。贾根良（2004）认为，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崔浩、陈晓剑和张道武(2004 )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利益相关者在共同治理结构下参与企业所有权配置并达到纳什均衡的演化博弈过程。刘振彪、陈晓红(2005)创建了从单阶段创新投资决策到多阶段创新投资决策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研究企业家创新投资决策问题。田霖（2005）将演化理论运用到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理论中，为研究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赵凯（2005）认为演化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序与无序、稳定与创新、必然和偶然的统一与矛盾关系，而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演化的结构—过程分析方法下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既要强调行为主体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强调了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贾根良（2006）认为，复杂性科学革命实质上是演化科学的革命，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也是复杂性科学革命的先驱。从方法论角度把复杂性科学定义为整体论科学是不全面的，整体论只是复杂性科学的层级因果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目前复杂性科学流行的做法不同，演化经济学需要发展自身的复杂性研究方法。应当指出的是,应用数学、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模拟只是其经验研究方法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是由更复杂的方法即历史的、比较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所构成。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但借鉴其成果必须从经济实在自身的复杂性出发。杨玉秀、杨安宁（2006）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竞争力的变化，指出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变化是企业在自身惯例约束作用下的结果和表现，同时也是企业对环境进行适应性学习的结果。其实质是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调整的统一，是企业在惯例和适应性调整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孙康（2006）将演化博弈理论来解释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以辽东湾违规捕捞海蜇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例，建立了该事件的演变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发生、发展的原因及演变规律，提出杜绝此类事件的政策建议。刘志高、尹贻梅（2006）将演化思想融入经济地理学，提出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来分析区域发展。杨虎涛（2006）以生物的共生演化理论为隐喻，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的演进脉络进行了映射分析。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模式所经历的不相关多元化、相关多元化和以核心能力为基础的有限相关多元化本质上是一个共生演化系统，经历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历程。一旦形成稳定的核心能力，就意味着企业共生演化系统趋于成熟，从而能适应更为多变的环境，而此时企业仍受共生演化规律的制约。贾捷、李志强（2006）立足于演化经济学的全新视角，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发，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不同流派，从整体的、动态的和演化的角度对企业文化及其演化进行探析。索海军（2006）认为，纵观整个经济史，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中国以凯恩斯主义宏观需求管理和总量调节为基本政策的取向同样面临“活乱”循环等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政策的非演化分析，这体现在偏重数量性经济政策建议、非过程分析、不切实际的人性假定、侧重负反馈的作用和致力于最优制度供给的研究等五个方面。因此，经济政策分析面临着范式的转变，新的范式应该包括时空结构、考虑人性的复杂和强调异质性与互动的作用。黄少安、黄凯南（2006）从语言分类结构的视角对演化与博弈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比较，尝试揭示两者的差异，并进而解答是否存在第三种诸如演化博弈的理论语言能够促成演化与博弈的有效交流。他们认为演化与博弈是在不同层面上对经济进行描述，两者具有不可通约性，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而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无关。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演化与博弈是共生的，经济分析必须能够包括对这种共生现象的解释。孟捷(2006)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并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综合。郭静、陈英武（2007）把演化博弈理论引入军方与承包商之间的合同定价，建立了基于演化博弈的研制合同定价模型，并考虑到决策群体中个体的认识误差，对所建立的定价模型进行修正。盛昭瀚、高洁、杜建国（2007）以NW模型为基础，建立产业动态演化模型，分析由不同企业组成并有新企业持续随机进入的产业的竞争动态，研究产业结构，产业内各个企业的投资决策、R&D策略、技术变化以及产业特征的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宋胜洲（2008）在评述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和流派分化的基础上了，提出从以下视角来理解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经济的演化是以知识为线索，以因果循环和协同互动两种自组织机制为动力，以适应行为为基础，以差异结构和合作秩序为两个侧面所形成的一个包括经济波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内的总体过程。这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以资源配置为线索，以优化行为为基础，以局部均衡、一般均衡、总量均衡以及长期均衡为不同层面的静态均衡结构。李琳（2008）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为解析地区竞争力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演化经济学视角看，地区是一个影响本地组织的行为与绩效的实体；在演化过程中，地区积累特有的知识与能力基础，形成特有的制度环境；这两种要素充当选择工具与激励机制，对本地行为主体的学习过程与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这两种要素交互作用、共同演化的过程,就是地区竞争力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从长期演化视角看，地区竞争力是不可预测的。杨宏力（2008）认为，拓展对多时期动态过程的研究，将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博弈理论等进行创造性综合，更多关注学科语言的凝练和理论建模工作是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李微微、温明振（2009）文章在检索了1997年至2006年的近十年间国内公开发表的演化经济学相关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对国内近期演化经济学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初步分析和归纳，并指出我国还需要将演化经济学运用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中观层面进行研究。刘志高、尹贻梅（2009）从转变思想意识、树立独立研究精神、实现学术自觉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国际化、本土化问题。刘志高、尹贻梅（2009）认为，中国演化经济学家一方面要积极总结中国经验，认真思考未来中国发展战略，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应该超越“中国问题意识”，在更大的时间和地理尺度思考“中国经验”的基本理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站在统一的国际演化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独立地思考和总结中国经验；另一方面，需要培养国际视野，思考中国经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启示。孙晓华、戴进、王昀（2010）认为，基于技术创新行为、过程与生物系统的相似性，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思想和自然科学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惯例、搜寻、自然选择和新奇等生物学隐喻为基础，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分析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和自组织性特征，在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技术轨道等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过于依赖生物进化论、分析框架不统一和应用研究不足等问题。鲁开垠、蔡冬菁（2010）借鉴演化经济学关于路径依赖、制度创新与制度演化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历史及其存在问题，认为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充当了制度演化的主体，影响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要保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生命力，使其沿着正确的路径发展演化，避免由于错误决策而导致制度出现路径拐点，就必须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完善政党组织架构，强化正确的演化路径，维护制度的稳定性。杨虎涛（2010）在对演化经济学的历史比较与回溯、异质性与分类、时空特定性、能动性与结构等方法与主题特征进行阐述的同时，以另类教规理论为样本，对其主要观点、政策主张和分析方法进行剖析，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黄凯南（2010）年集中介绍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三个重要基础理论：演化经济的方法论，企业、产业及其共同演化理论，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并围绕这三个研究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许多前沿的研究成果，并且有许多成果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演化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总之，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尤其是处理创新和发展问题的重要范式，并逐步影响经济学各个研究领域。演化经济学将有可能在中国获得更快的发展，并有可能在21世纪下半叶领导经济学的国际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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