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府1992年4月24日正式宣布，委任保守党前主席彭定康为香港第二十八任总督。7月9日，彭定康抵港赴任，接替突然宣布撤换的卫奕信，成为英国自1843年在香港殖民统治设立总督以来的最后一任港督，也是英国所有殖民体系中的最后一个总督。
末代总督英文名克里斯托弗.弗朗西斯.帕顿繁琐冗长，为祈求平稳过度，因而取中文名字为：彭定康，顾名思义“安定康宁”。彭定康上任时年48岁，中年发福，身材肥硕，长相还憨厚，香港市民见过之后，“肥彭”名号开始不胫而走。
大演“亲民秀”
彭定康上任伊始就令港人耳目一新。他在就职宣誓时有意采取了两个打破殖民地色彩的举动，一是不接受封爵，二是不穿传统总督官服，而只穿普通的灰色西装宣誓就职。一见便知，新督“爱作秀”。1992年7月9日，彭定康抵港履新。7月10日，早上8时起，他开始接受国内外上百家电视台访问，镇定自若回答记者问题。下午，彭定康又率众“出巡”，与香港市民来了一次“零距离”，先声夺人，大收“亲民”的效果。首个工作日，完全成了“曝光日”。上任后的3个月内，“肥彭”风尘仆仆，四出活动，“亲民”与曝光的时间，并不比“亲政”的时间少，因此，彭定康初来乍到即引起的“轰动”效应，前任卫奕信5年任内从未一见，更是历任港督所无法比拟的。
要说民主制下的官员真是累，众目睽睽之下要乾纲独断基本上不可能，推行任何政策都必须要有民意支持，要想获得民意支持没有演技也不行，演好了“深入人心”，演不好就“里外不是人”了，哪还有时间空间让你包二奶、找小三、暗箱操作搞贪污。
用钱很慷慨
肥彭虽然曾贵为英国保守党党魁，但是做起事来大刀阔斧，丝毫不见任何保守之风。首先，他用起钱来很大方，为此屡次遭到了中方的不满，最明显的一例是在新机场建设费用上与中方的冲突。据1991年3月的价格计算，新机场及有关核心工程的估计费用为990亿元，是香港开埠以来耗资最大的工程，且跨越“九七”期限。彭定康上台后新机场成本不断上升，同时，英方还不愿作出“上限封顶”的承诺，所以建设费用在原预算的基础上多出了225亿元。这样一来，港英政府为了避免举债，就想挪用机场铁路沿线上盖的卖地收入。卖地收入原本说好是港英政府和未来特区政府对半分，各得225亿，英方的做法无疑是在挪用特区的收益，要中方白白送一条机铁的费用给英国在1997年前支配。
面对中方的指责，肥彭丝毫不为所动。根据当时港英当局公布的资料，截至1991年底，香港的外汇基金总额为2361亿元，其中外币资产及港元资产分别为2253亿元和108亿元，其中累积盈利为987亿元。香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外币储备为5000美元，也就是说，按人头摊派，每个香港人，包括男女老幼，从外汇储备可以有接近四万港元。除了外汇基金之外，港府还拥有财政储备，截至1992年底时已大幅增加到接近一千亿元。如果两者相加的话，数字已经大大超出了中英双方在备忘录规定的财政储备计划：港英政府在安排财政计划时，将保证于1997年6月30日留给香港特区政府使用的财政储备不少于250亿元。基于此，港英政府觉得自已有理由预先支付这225亿元的建设费用。
彭定康之所以慷慨如斯，关键在于香港家底殷实。对于一个习惯了在财政使用备受制肘的欧洲政客来说，香港简直是天堂，肥彭曾感慨地说：“自己处于一个几乎不受资源限制，可以自由做主的世界……只要经费支出的成长率不超过经济成长率，我们就可以随性地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有钱好办事，有钱也是肥彭施展自己抱负的基础。
政改方案的推行
肥彭曾称，自己读《基本法》多过读圣经，但不代表他就完全认同这部法律,“《基本法》的部分内容，例如有关颠覆的条款，我从来就不能接受，而且和联合声明与习惯法也有明显格格不入之处”。其施政纲领以《中英联合声明》为圭臬，深受埃德蒙伯克影响的彭定康自然对“言论自由”、“高度自治”、“习惯法”等有异乎寻常的尊重。在他看来，英国在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过于谨慎。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拒绝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以年度施政报告的形式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
彭定康的政制改革分为两部分：第一，将立法局与行政局分家。本来行政局和立法局是双委任制，行政局有的议员被委任为立法局议员，立法局有的议员被委任为行政局议员。两局的关系是行政主导，立法局对行政局负责。彭定康的方案是：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分开，使两局议员的身份不重叠，从而使立法局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行政局非正常化，不委任有正常背景的人士进入行政局；香港总督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主席由议员互选产生；成立由政府官员和立法局议员组成的政府及立法局事务委员会，以商讨处理有关立法及财务方面的事务。
第二，彭定康对1991年的选举方案作了大手术：选民年龄由21岁降到18岁；变双议席双票制为单议席单票制；将功能组由以前的21个变为30个，改组别投票单位为个人投票即一人一票，这样功能组别投票人数可扩大到全香港270万人。
彭定康为了将议员选举由间选改为直选，取消区议会及两个市政局的委任议席，使其全部变为直选；成立1995年立法局选举委员会，由直选的区议员出任，由选举委员会推举10名立法局议员，使区直选议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推选的立法局议员，实际上成为变相的直选议员；规定区议员（均为直选）在立法局中占10个议席。根据彭定康的施政方案中的设定，香港立法局直选或变相直选的议员就达到40名，占由60名议员组成立法局的2/3，这些人可以坐直通车进入1997年以后的立法会，进而继续在香港政府中享有发言权。
这样的改革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弹,中方决定“另起炉灶”，成立预委会以及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作为第一届特区立法会成立前的替代，用以通过特区成立时“必不可少”的法律。另一方面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成功在1994年6月30日获立法局通过，并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中落实，但中央则表明放弃“直通车”，不会让在1995年当选的立法局议员过渡到特区立法会。彭定康自宣布政改方案以后，任内亦再没有被邀请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肥彭的政改实际上导致了中英双方在香港权力移交合作上的破灭，并加剧了与中方的龃龉。
到了1996年下半年，虽然从英廷到彭定康，都在讲“合作”，但实际上是口合心不合，主要表现有∶一是不愿“还政于中”，而是要“还政于港”，包括一些政府档案、资产等，英方总想直接交给特区；二是反对成立临时立法会，想根据英国宪制《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产生立法局；三是港英利用最后的管治期，大幅修改法例，削弱治安权力，修改了《刑事罪案条例》，把颠覆和分裂国家罪行，界定为只有“使用武力”才成立。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港英政府对于中央的不信任，在彭定康看来1989年的镇压改变了其对于中国政府的看法——当时中国的做法给全世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很难相信高级中国官员能够深入理解香港的硬体（其资本主义经济）与其软体（其多元社会）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前者能够运作得那么好，其实是后者的功劳。”为了实现真正的港人治港，肥彭觉得必须有必要加快香港的民主建设，保证香港能继续维持其廉洁开放的政府、法治、社会大众对政府的参与、新闻自由以及对公民自由的尊重。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主导下的政改方案落实后也一直是香港人追求民主，实现普选的法理依据。
时间的脚步匆匆忙忙，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从卫兵手中接过了降下的英国国旗，这位末代总督卷起行囊，打道回府。
受肥彭政改的刺激，北京不少官员都跳出来指斥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以及为民主派跳“最后探戈”，当中，时任港澳办主任的鲁平更斥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肥彭在任香港总督期间，香港政治、经济、民生经历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带来了深远的正面作用。彭定康任内虽然出现了移民潮，传统英资又有撤离的迹象，但香港经济仍然发展蓬勃，其中以楼市和股市最为显著。在1993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首次冲破10000点并以10228点收市。而在同年4月1日，彭定康又成立了香港金融管理局，以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此外，香港在彭定康任内成为全球第八大贸易地区。香港人对肥彭极为赞扬，香港回归以后，大部份香港市民对彭定康评价远高于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及第二任行政长官曾荫权。由于彭定康管治备受称赞，有一批史学家公认这时期为“定康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