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摄影最高奖“金镜头”授予《挟尸要价》这样一幅拷问人性的作品,媒体人颇有些欣欣然。然而,赞美之声尚未落地,长江大学宣传部长李玉泉即高调质疑照片真实性,认为“挟尸要价”实为“牵尸靠岸”,建议撤销其获奖资格。很快,照片真伪引发全民混战。李玉泉以博客为阵地不断爆料,不仅要“还事实以真相”,甚至声称,“揪出几个经常颠倒事实、糊弄大众的所谓‘记者’”。当事记者则坚称,获奖的单幅照片只是“挟尸要价”过程的一部分,并公布全套照片进行辩驳。
尤其让人不安的是,原本是一个求真辨伪的事件,在互联网上却演变成一场一边倒对质疑者的谩骂,一次只需要表态、只需要价值判断的站队。人性、道德、良心、眼泪、见利忘义、英雄本色……这些语词,取代了真相如何、真实与否的讨论,成为公众不断重复的高频词、成为公众道德追问的利器。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讨论《挟尸要价》其实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因为,除了照片的真伪之外,困扰公众的还有照片所反映出来的社会世相。纠结缠绕之下,真相似乎越发变得模糊迷离起来。
23日,纷纷扰扰中,中国新闻摄影奖评委会公布调查结果,照片反映的“挟尸要价”的新闻事件真实存在;照片中的主要人物王守海虽不是主谋,但其客观上参与了挟尸要价的过程,是这一行为的执行者;照片记录的过程是整个挟尸要价的一部分。虽然王守海极力辩称自己没有开口要价,但据现场目击者称,王守海他们是当事人,参与并执行了要价。那么,坊间争论会否因为这样一个结果认定而尘埃落定?或者说,在人性阴暗与道德救赎、新闻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纷争上,谁是最后的裁判?
其实,撇开具体的争执,我十分理解公众面对这样一幅照片表达出来的愤怒。任何新闻图片所能定格的,都很有限,不过是沧海之一瓢、历史之一瞬,真正打动人、激怒人的,是照片背后也丰富、也鲜活,或温暖、或感动,血淋淋、冷冰冰……的社会生活、世相人生。而照片《挟尸要价》就是拖着这样长长的彗星尾巴,一下子击中了公众的痛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感呢?某种程度上说,每个看到照片的人都可能是那个被钩子拖着的人。那样的冰冷、那样的明码标价,甚至,还有些平静。
先说事实。事发之荆州一带,从长江里边打捞溺亡者尸体,已经成了一个专门行当。老板负责接洽并拿所收费用的大头,撑船捞人的渔民拿劳务费,这样的捞尸生态链在当地存在有年,一直平静地运转着。在这样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很难具体区分谁在要价、谁在干活,或者,谁比谁更可怜。老人王守海固然所得微薄,但这并不是他可以自外于整个“挟尸要价”事件的理由。既然是生态链条,当然有严格分工、有利益分成,享用大头的自然是主使,而分点残渣剩汤的,依然算得上是帮凶。
至于每人一万二的天价捞尸费何以无人干预,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后来被拘留的老板陈波凭什么垄断了江上捞尸的江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到底应该负有哪些监管责任?天价捞尸费中,有无打点、孝敬的部分?也未可知。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果不是这一次捞尸的滚钩钩到的是三位舍己救人的大学生、英雄,恐怕当地政府依旧会不闻不问下去。其实,很多情况下,“扬善”并不影响“惩恶”。只要当地存在如此丑恶之捞尸江湖,则媒体就有责任揭露事实,公众就有权利表达愤怒。
再说判断。我当然无意为几个捞尸人辩护,只是在叙述照片背后的社会图景。概括起来说就是,英雄热血遇上的,是一连串的冰冷和淡漠,是社会现实的坚硬和锐利。我们可能都愿意看到一曲感人的救人壮歌,可是总有一些不谐和音刺激我们的感官。而且,类似的现象是会叠加的,叠加得多了,印象就会变成虚化的事实,而虚化的事实就会逐渐真实起来,并进一步成为左右我们价值判断的依据。从新疆克拉玛依大火的一声“让领导先走”,到这一次的“挟尸要价”,一脉相承,难分真假。
正因为这种印象的不断叠加、现实的不断佐证,这些年来,很多公共事件都很难真正禁得起道德的追问。这个稀缺之物,越来越成为公众剖析现象、直抵本质的工具。这一点,在网友跟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面兽心”、“民风浇薄”、“只认得钱”……之类的恶言恶语不可胜数。其正义在手、毋庸置疑的笃定姿态跃然网上,根本不可能与其认真讨论一张新闻图片的真伪。也就是说,只要丑恶的社会现象不消除,只要政府责任依然不到位,则照片不过一个触媒而已,真伪与否并不重要。
不过,尽管调查结果认定照片没有作假,却并不能掩盖公众对照片本身瑕疵的批评。我们可不可以把照片背后现实的真实性理解为照片本身的真实性?换言之,记者张轶可不可在撰写图片说明时,仅仅凭别人的说法自己撰写当事人加引号的话语?调查性报道,包括调查性新闻图片,最起码的底线要求就是求真。这个求真当然包括尽可能多的细节真实。王守海参与了“挟尸要价”行为,并不等于就说了那样的话。记者其实完全可以表述得更为严谨,直接引用并不确定的话语,徒增口舌之争。
与一派祥和相比,有质疑、有争议、有辩驳、有表白,总归是一件好事情。相信评委会公布的调查结论会让争论告一段落,但不会真正平息。这一事件将引发公众对新闻伦理、道德追问、政府责任……等等问题长久的思索。地方政府何以总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将一起原本应该问责的灾难,点化成一曲英勇救人的壮歌?媒体将如何自处,方能在事实与判断间找到安全和平衡?公众的情绪何以总是非此即彼,陷入极致评价之中?这些问题注定不会消失,注定还将长期困扰着新闻和公众。
新闻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道德也不会在眼下这个转型期迅速失语。不过,我们在责难社会冷漠的时候,更应该的是设法消除这些冷漠。而仅仅讲道德的故事,是不可能完全消除冷漠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的责任、制度的保障以及权利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讲,《挟尸要价》是一个绝佳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