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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能赚钱吗”,有两个含义。一是,宗教有没有能力赚钱。二是,宗教是否可以赚钱。对于前一个问题,几乎是肯定的,如果宗教不能赚钱,古往今来不会有那么多宗教起起落落,还包括各种邪教。宗教甚至是最容易赚钱的行当,因为它几乎就是无本生意,别的赚钱方式经常有讨价还价,宗教赚钱几乎没有讨价还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对于第二个问题,宗教是否可以赚钱,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没有钱就没有宗教,这是肯定的,因此,宗教一定要赚钱。但宗教应该如何赚钱?
宗教商业化早已有之,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来自《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进了神殿,那里有很多做买卖的人,耶稣把他们都赶了出去。那些被耶稣赶走的做买卖的人,其实都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人们要祭祀,不能空着手,远道而来带着东西不方便,就在神殿现场购买。于是,神殿里就聚集了一批为宗教活动提供商业服务的人。政教合一的魅力由此也可以看出。然而,我们不要认为建立在耶稣信仰上的基督教就没有商业化。欧洲中世纪教会的“赎罪券”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化行为。“赎罪券”的含义是,各种罪恶都可以用金钱抵消,连死罪也有标价。于是,有些有钱人买了足够的“赎罪券”,足够抵消几十次死罪。与文艺复兴几乎同时发生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第一个举动就是马丁-路德抨击“赎罪券”。换句话说,文艺复兴走出宗教愚昧的第一步,就是批判宗教商业化。然而,现代西方宗教依然是一个高效而庞大的赚钱机器。曾经有人说,全世界最大、最赚钱的公司就是梵蒂冈,因为它太容易赚钱了,甚至拒绝任何世俗社会的广告。传说可口可乐曾经表示愿意向梵蒂冈提供一笔天价巨款,条件是在教会给可口可乐做一个小小的广告,但是教会拒绝了,因为教会自己很能赚钱,并不稀罕可口可乐的钱,教会甚至还有自己的银行。
宗教由于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控制,因而具有超强的赚钱能力,以普通买卖原则来说,在宗教那里,等价交换几乎不存在。世俗商品比方说一根针能卖钱,要赚两根针的钱,就必须把两根针做出来,但是,宗教的精神产品不需要,比方说“祈福”,它几乎可以无成本、极低成本地大量复制。世俗的人们一般没时间考虑很深奥的精神问题,宗教人士以此为职业,往往能编一套精神上的说辞,让世俗民众听得频频点头,如醍醐灌顶,这也是很多民众无法分辨正常宗教与邪教的原因。即便像“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这样的邪教,到最后鼓动大家自杀,大多数人也认为它是对的,便跟着自杀了。因为邪教说,自杀就是从这个苦难的世界里拯救他们的方式,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人来说,这种说法的确会有吸引力。
任何宗教与迷信的距离都很小,这是宗教危险的地方,它很容易成为欺骗。欧洲文艺复兴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对宗教欺骗的无情揭露。因此,当世俗社会如今较为普遍地像中国古代一样实行政教分离后,宗教如何赚钱,就成为一个很微妙的话题。没有钱,宗教没法生存。当全世界如今到处都是商品化社会时,宗教的商业化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实际上也卷土重来。宗教商业化的动力既有宗教内部,也有世俗社会。宗教内部未必都是得道之士,被红尘裹挟的宗教人士多了。事实上,人们对宗教人士如果不能从他们的宗教造诣上清晰判断的话,他们与世俗红尘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真正的宗教人士,应该与世俗红尘主动保持相当大的距离。因此,真正的宗教获得收入只能有一种方式,就是自愿。按照这个标准,任何明码标价,都不是真宗教。
当前宗教的商业化还有一个动力就是与世俗社会的结合。在某些地方,宗教机构推行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方式,宗教人士不介入经营,而把宗教活动、宗教场所的经营交给世俗人士,双方结合,共同分利,既保住了宗教的名声,同时也获得了应有的财富。在当今中国,这种方式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发展旅游、拉动GDP的动机,这种动机往往也同宗教机构自身的赚钱欲望相合拍。由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当今中国宗教界,最受欢迎的宗教人士,往往都是最会赚钱的,他们已很少在真正的宗教造诣上下功夫,本身信不信教甚至都难说,却成为宗教界的CEO,以国际化的商业模式来管理宗教机构,甚至包括将宗教机构变成公司,准备上市。在全世界铺天盖地的商业化大潮流中,宗教再次未能免俗,主动或被动地随波逐流。这种状况时间长了,一定会引起社会反感,一定会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再一次引发宗教改革。
如果宗教可以变得与世俗一样,何必还要披着宗教的外衣?宗教之所以对世俗社会能够产生魅力,就在于它能坚定地与世俗保持距离。然而,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政教合一的现实或历史,也就是说,都有宗教与世俗发生密切联系的传统。这种外来的传统正在严重影响着中国当今的宗教。传统中国的宗教讲究远离世俗,追求世外高人,这些东西在巨大的商业化面前,也已经被抛弃。商业化使得如今的世上已没有净土,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宗教本来是该抵制这种熙熙攘攘,但是,如今它已是熙熙攘攘中的一员,与我等俗人已看不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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