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休假之际，一路颠簸进入大兴安岭深处的农家，坐在农家炕头，与农民唠家常，虽然短短几天，颇多感触。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的温饱问题确实是基本解决了。能吃饱饭，穿上衣了。家里有了电，乡与乡之间修了水泥路。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在如此众多的农村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奇迹。
但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别现状仍然让我心忧：村里没有水泥路，一下雨，成了沼泽，加上没有路灯，出行怎么能够方便？
农民一家都种了几十亩地，靠着一些粮食，蔬菜，虽然吃上饭了，但是没有多少收入，看着他们被太阳晒得古铜色的脸，疲惫而苍老的神态，总觉得他们的辛苦与收入不成比例。如果他们能获得一些技术也许可以有更好的收成；如果他们有一个规模化经营的组织，也许能够获得农业产业化的级差收益。但是这些还没有。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中国农村产业化需要工业企业家和科技专家智力财力投入产出的时候了。
农民靠着大兴安岭，按理说可以靠山吃山，但是封山育林限制农民的山林谋生，林地改革阻碍农民的山货来源。这里蕴藏着的经济制度原理是：国有林地产权与农民生存权的均衡，林地的地下产权与林地的地上产权的分离与平衡关系。
农民一家一户的经营组织模式只能解决农民的生存，不能解决农民的发展，吃饱了饭干什么，打打牌，除开看电视，没有其他文化生活，农村的医疗、教育、养老、福利都还没有发展起来，基本没有集体经济实力，年轻人出去打工了，老弱病残如何实现新农村建设？需要新的组织模式将年轻人的创业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而其中的农村土地流转的关键是如何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在土地流转中有权有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历史上极左造成的农民对农村合作化的恐惧会阻碍农村新型合作社发展，从而延缓农业的发展。
农村的规模化经营是迟早的事，农民需要转移为居民，而新一代农民已经大量进入城市，户口制度对他们的限制如果不尽早解除，可能会造成一批上不着城，下不着农的空心人，夹层人，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这里的经济学原理是城市化与新农村化应该是同步的，户口制度对城乡的分隔是无法继续的。
农民都知道党的政策好，但是，农民对政策执行效果普遍不满：上面拨款修路，假定原先说好500米，最后会缩水成400米，或300米；拨款修大坝，说好2801米，最后会变成200米；拨款改造厕所，每家出的钱不多，但是补助款买来的砖一碰就碎。农民似乎已经成共识的愤青：腐败太严重！
实事求是地讲：基层干部很辛苦，村干部告诉我：一天忙得从早到晚，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农民不愿出钱，什么事也干不成。更明显的问题是，上面的报表太多了，大多数是估计估计，没有准。百分之六七十的精力花在填报表上，但是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上面各路谁都得罪不起，虚假的应付能不必然产生吗？这里的经济学道理是：中国行政体制的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力正在成为基层发展的消极因素。上下之间有一个权力均衡问题。
无论城乡之间、干群之间、贫富之间、上下级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都需要要有一个权与利的合理分割和均衡。而合理分割和论衡的前提是能够协商谈判，而能够协商谈判的制度只有在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环境中生长。农民盼望新的解放思想和新的体制创新。如果我们只是把农民当成被同情的对象，只是用父爱主义的方式给他们补贴，这样的方式培育不出现代化的农村和公民人格的现代农民的。农村有很多能人，农民不傻，农民不弱，农民需要的是平等机会和权利的扩展。
同时，农民需要更丰富的文化环境，如果吃饭后只能打牌消遣，玩点小钱混日子，没有文艺熏陶、没有社区培训，没有自治活动、没有公民教育、没有民主管理，日子怎么有现代文明的内涵呢？所以农民也是需要提升的。现代城市不仅需要反哺农村经济发展，更需要反哺农村文化发展。